随手翻阅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流传的杂志，会发现“奸通”一词频繁出现，可见该话题在当时是多么热门。
据说“奸通”对战后日本而言是个新鲜主题，毕竟从古代到战前，描写不义之恋的作品相当多。然而，战后创作的小说确实让人感到有些不同。因此，首先想关注一下引用文中频繁出现的“奸通”一词。就婚外恋而言，“奸通”与“不伦”相同，但其内涵却微妙不同。
“不伦”涵盖所有婚外恋，而“奸通”则是过去用于形容已婚女性与丈夫以外的男性发生关系时的词汇。从历史角度看，违背道义的恋情这一禁忌并非对男女双方一视同仁，而是主要作为束缚女性的习俗而存在。仅从“奸通”一词中包含三个“女”字，便能清晰体现出这种机制。
“奸通”一词与“奸通罪”有着密切的关联，对女性而言，“通奸”是赌上性命的行为。通奸罪的历史同样悠久，可追溯至镰仓时代，但随着近世封建制度的确立，相关规定进一步强化。在江户时代的武家社会中，妻子通奸被视为对丈夫不可饶恕的背叛，丈夫若向幕府告发，妻子及其情夫不仅会受到严厉惩罚，丈夫甚至可能在杀害妻子或情夫后免于追究罪责。进入明治时代后，随着刑法的制定，处罚形式改为禁锢或徒刑，但通奸罪依然需要以告诉才可起诉。
正因如此，通奸对女性而言可能真的是一场赌上性命的恋爱，自然也就难怪她们不会轻易“动了念头”。确实，无论多么心动，轻易跟人私奔确实让人犹豫不决。顺便提一句，只要对方不是人妻，丈夫无论是养情妇还是在外寻欢作乐，都完全自由。这简直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实在令人气愤不已。
因此，男性的出轨长期以来都是“照常营业”，而女性的“通奸”直到通奸罪废除后才真正变得现实。
与之相比，在人们普遍认为对爱情十分奔放的祖国意大利，过去也曾存在通奸罪，且其适用历史比日本更为悠久。
意大利对通奸罪的执着或许与天主教有关，在《摩西十诫》中，这一概念被特别强调。第六诫“不可奸淫”（新教为第七诫）、第九诫“不可贪恋邻舍的妻子”（新教为第十诫），可见旧约圣经中的上帝对不伦问题有着相当具体的指示。这种影响至今仍清晰可见，无论男性是单方面觊觎，还是女性主动采取诱惑姿态。
在罗马天主教圈内，女性显然常被视为诱惑他人的恶魔。或许正因如此，意大利直到1968年才废除仅惩罚妻子的通奸罪，比日本晚了20多年。此外，所谓的“名誉杀人”——即杀害出轨妻子或其情夫以维护名誉的行为——直到1981年仍可获得减刑。
1947年废除通奸罪固然是好事，但这给日本社会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呢？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从那一年起，日本女性就纷纷涌上街头，开始沉溺于短暂的恋爱。反过来说，在那个荒谬的法律生效期间，也并非完全没有女性选择离家出走。
废除奸通罪并非基于比平等思想更深层的依据，但如今看来，它确实在日本女性中引发了某种观念上的变革。必须注意的是，这种变革绝非仅仅因为不再受罚而产生的直接反应。如果仅仅看是否受罚，即便在法律还存在时，女性也并未对此感到畏惧。因为除非是极个别特殊情况，否则几乎没有人会利用这项法律。
虽然无法查明通奸罪的废除这一政治事件对情事数量的具体影响，但它无疑极大地改变了长期以来被强加罪恶感的日本女性的意识。且不论她们是否真的会踏入不道德的恋情，但那时她们面前已然开启了与以往不同的选择与可能性，与此同时，一种“即便犯下罪行也不会受到惩罚”的新道德观也开始悄然渗透。
战后日本女性内心深处被压抑的“哪怕只有一次，也想和那个人睡”的禁忌欲望，其盖子被微微撬动了。当时的文学作品便迅速钻进了这道狭窄的缝隙中，所谓的“摇摆文学”，指的正是这一点。
可以说，奸通罪的废除成为了女性性意识骤然觉醒的契机。此前受限于家制度下“妻子”与“母亲”角色的女性们，开始作为“独立的女性”找回自我。由此诞生了许多在纯洁与激情之间摇摆不定的迷人女主角，这……难道不让人心潮澎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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