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冬，长白山一带，安顺花倒在追捕她的日军面前。她的双腿中了枪，已经无法继续行走，却始终没有说出缝纫队藏身之处。这个来自朝鲜的女战士，生命定格在28岁。
安顺花1909年出生于朝鲜咸镜南道瑞川郡一个农民家庭。15岁那年，她嫁给李凤珠。婚后，因生活困顿，一家人迁往中国吉林。异国谋生并不容易，真正改变她命运的，是日本侵略势力不断扩大，以及当地民众逐渐形成的反抗。
1930年10月，安顺花和丈夫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日会。第二年1月，她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投入东北抗日武装的后勤工作。她没有显赫的职务，却承担着极其重要的任务：传递消息、组织群众、筹集粮食，还要为战士缝补衣物。
这类工作看似平常，实际处处冒险。敌人封锁村庄，盘查行人，抗日队伍的一针一线都可能成为追查线索。安顺花熟悉乡村情况，办事果断，很快被派往城区开展妇女工作。她走进柳亭坪、松林坪、东阿拉等地，组织妇女会和儿童团，把分散的百姓逐渐团结起来。
1932年6月，她转移到葫芦鳖村，担任村党支部委员兼妇女主任。她挨家挨户做工作，动员妇女护理伤员、筹集粮食，也帮助村民建立起互相照应的联络关系。对许多普通家庭而言，抗日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把家中的粮食、布匹，甚至亲人的安全都押了上去。
安顺花同样有家庭，也疼爱孩子、孝敬老人。只是战争一旦逼近，个人生活便很难保全。部队扩大后，缝纫队接到紧急任务，要在一周内完成500多套军装。就在这时，她的二儿子因缺少鞋子，脚部冻伤。
同伴们劝她回家做鞋。安顺花只说：“战士们正等着军衣，我不能离开。”这句话并不复杂，却说明了她当时面对的选择。几天里，她几乎没有合眼，赶制出的军装及时送到了部队。
她付出的代价，很快以噩耗的形式传来。公婆和二儿子被敌人杀害，大儿子也未能幸免。听到消息后，她一度瘫坐在地，悲痛几乎将人击垮。但短暂停顿之后，她又回到缝纫机旁。不是没有眼泪，而是身后的队伍仍然需要衣物。
1933年秋以后，安顺花带领7名妇女继续为游击队缝制军装。日军搜捕加紧，她们不能固定在一个地方工作。有一次，为躲避敌人，缝纫队把机器搬进芦苇荡，众人泡在齐腰以下的冰水中，连夜赶工。寒气从脚底往上钻，手指冻得发僵，针线却不能停。
最令人痛惜的一幕，也发生在那里。安顺花一岁半的孩子正在发高烧，突然醒来啼哭。芦苇荡外有敌军巡逻，孩子的声音一旦传出去，整支队伍都可能暴露。为了保住战友，她采取了极端办法。等危险过去，孩子已经停止呼吸。
同伴们后来回忆，安顺花没有离开缝纫机，仍把没有完成的军服缝好。这样的决定沉重得近乎残酷，但在敌我力量悬殊的环境里，后勤工作同样关系到战斗人员的生死。冰雪覆盖的山林中，一件棉衣往往就是一条命。
1937年3月，长白山漫天飞雪。安顺花带领缝纫队转移时遭到追击。敌人的枪声越来越近，她为了掩护同志，把追兵引向另一座山头，自己却被击中双腿，倒在雪地里。
昏迷后，她被日军俘获。汉奸根据画像认出了她：“她就是安顺花。”敌人把她押回缝纫队营地，逼问衣物和设备的藏匿地点，并以活命相诱：“说出来，就留你一条命。”
安顺花没有屈服，只斥责道：“你们是中国人的败类。”敌人恼羞成怒，先撕扯她的头发，随后砍断她的双手。她昏死过去，醒来后仍旧沉默。残暴的日军又将木楔钉入她的身体，直到她在酷刑中死去。
两天后，战友在雪地里找到她。她仰卧在长白山的积雪间，身上留下惨烈伤痕，眉头紧锁，双眼仍望着南方。战友们为她换上衣服，盖上缝纫队的队旗，将这位朝鲜籍抗日战士安葬在中国土地上。她留下的，不只是一个名字，还有那支在冰水和枪声间坚持下来的缝纫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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