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国庆前夕，福建永定县接到一项通知：请牛牯扑村的几位老赤卫队员进京参加观礼。消息传到村里时，陈添裕却正赶上妻子临产，实在无法动身，只好让堂弟代他前往。
北京接待时，毛主席一眼看出，来人并不是陈添裕。他问清缘由后，没有责怪，反而关切地询问老陈家里的情况。二十多年过去，那个藏在山村里的“杨先生”，依旧记得当年背他走山路的农民。
这份记忆，要从1929年的闽西说起。
那一年，福建永定的山路险峻，村落分散，红军活动常常面临地方武装的搜捕。毛泽东因身体不适，曾在闽西一带休养，并指导农民运动。为避免身份暴露，他使用了“杨子任”等化名。
牛牯扑村群众基础较好，陈添裕又是赤卫队员，忠诚可靠，于是上级把毛泽东安排到他家暂住。陈添裕只知道这位“杨先生”是红军方面的重要人物，并不知道对方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当时患有严重的疟疾，身体时好时坏。病中仍惦记着土地分配、地方武装和群众工作，偶尔出门了解情况。陈添裕看他是读书人，家中的脏活累活几乎都自己承担，连烧水、劈柴这样的事情，也不愿让客人插手。
村里的变化很快引起了张克识的注意。张家原有土地和财物在土地斗争中被重新分配，他心中不满，便暗中观察这位外来的“杨先生”。凭着气度和谈吐，他猜测此人身份不一般，随后将消息报告给了地方民团。
不久，数百名民团武装向牛牯扑村逼近。负责警戒的红军兵力有限，只能边打边撤。偏偏此时毛泽东旧病复发，行动困难；贺子珍又怀有身孕，转移同样十分艰难。
枪声越来越近。
陈添裕先安排人搀扶贺子珍撤离，接着找来几名赤卫队员，做了一副简易担架，把毛泽东抬进山里。山路并非平坦小道，而是灌木丛生、荆棘遍地的险径。几个人的脚很快被划破，血水浸透鞋袜。
毛泽东见状，要求大家把他放下，说：“不要抬了，我自己走。”陈添裕没有答应，只说：“杨先生，山里人有的是力气，您别管这些。”
担架在密林中实在难以通行，陈添裕索性俯下身，把毛泽东背了起来。身后枪声不断，他顾不上脚上的伤口，硬是背着毛泽东走了十里山路，直到抵达相对安全的地点。
确认贺子珍等人已经脱险后，陈添裕因疲劳和失血昏倒。毛泽东赶紧招呼人手将他抬进屋里。陈添裕的小腿上扎满荆棘，伤口纵横交错，几乎没有一处完好。
毛泽东守在旁边，反复念叨：“老陈是救命恩人。”第二天陈添裕醒来时，毛泽东还在屋内。为感谢几位赤卫队员，贺子珍拿出三块大洋，却被他们坚决推回。
在陈添裕看来，保护红军干部是赤卫队的职责，不能因为做了应该做的事就收钱。毛泽东没有强迫，只让贺子珍把几个人的姓名记下。这个细节，后来成了他多年没有忘记牛牯扑村的重要原因。
陈添裕回村后，继续过普通农民的生活。直到几年后，地方干部才告诉他，“杨先生”就是毛泽东。得知真相后，他没有借此向组织提出特殊要求，也没有把这段经历当作谋取个人利益的凭据。
1953年，毛泽东通过有关方面寻找当年的赤卫队员，邀请他们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陈添裕因妻子临产未能成行，毛泽东得知后，特意准备了一份礼物，请来京人员带回，并托他们转告：家里若有困难，可以设法联系。
这份礼物没有改变陈添裕的生活轨迹。他依旧是永定山村里的农民，守着土地，过着朴素日子。只是牛牯扑村那段惊险往事，连同一个化名“杨先生”，从此被许多人记在了共和国早期的历史叙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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