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全球经济的运行逻辑与过去80年相比发生剧烈偏离。
此前维持国际经济秩序的制度惯性正在消失，美国作为全球规则制定者的角色出现了根本性反转。
在这一时间节点观察，美国第二任期政府的一系列政策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全球金融治理最重大的转变。
这种转变的深度超过了1971年尼克松冲击。当时美国仅是终止了美元与黄金的固定兑换，而现在的冲击涉及贸易、能源安全、货币稳定及气候政策等多个维度。
当前的全球权力和经济分量呈现出明确的数据对比。美国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26个百分点，中国占17个百分点。在这种二元结构下，其他经济体面临着一种被迫的选择。
然而，一种绕开美中两极的合作体系正在重构。这个被提议的第三经济极，以欧盟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成员的联盟为核心。
如果将欧盟与该协定的12个成员国相加，其经济总量占据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32个百分点，在规模上超过了美国或中国。
这种制度选择的紧迫性源于美国贸易政策的激进化。2025年1月以来，美国通过大幅提高关税来寻求不对称的经济利益。这种做法将市场准入变成了交易筹码。
2025年2月1日，美国宣布首轮针对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的关税，理由涵盖了非法移民和阿片类药物跨境流动。
此后，美国平均有效关税率从2025年初的2.4%上升到2026年2月的16个百分点，达到193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尽管最高法院随后裁定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征收关税违法，但行政部门迅速寻找替代法律授权，维持了约11.8%的关税水平。
关税不仅增加了贸易成本，还成为一种施压的政治工具。美国曾对印度出口货物加征25%的关税，原因在于印度购买了俄罗斯石油。
美国还对巴西加征40%的关税，意在干预巴西对特定政治人物的司法行动。
在欧洲，美国以加征关税为威胁，试图推动丹麦将格陵兰岛出售给美国。这种行政行为的随意性削弱了全球贸易的可预期性。
与此同时，能源市场的波动为这一局势增加了新的变数。2026年2月28日，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
这场冲突导致海湾地区的石油供应每日减少超过1400万桶，约占全球消费量的15个百分点。
卡塔尔和阿联酋的液化天然气供应每日减少约3亿立方米，涉及全球20%的供应份额。
受此影响，国际油价和天然气价格相较开战前上涨超过50个百分点。虽然美国拥有较高的能源自给率，但全球市场的联动性使其无法免受价格冲击。
面对美国政策的撤退和地缘政治风险的上升，建立常设的“第三极”成为一种避险机制。
这一极的构想沿用国际关系中的多极概念，允许在美中之外存在一个强大的力量中心。
它的核心目标是在尽可能广大的经济空间内维护免受胁迫、追求互利的规则。这要求欧盟与其他市场导向型经济体建立持久的合作制度，而不只是针对特定议题的临时联盟。
这一进程的起点是欧盟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贸易对话。2025年11月，双方在澳大利亚举行首次贸易部长级会议。
对话涵盖了贸易多元化、数字贸易和供应链韧性等领域。目前，欧盟委员会与加拿大方面正在推动原产地累积协议，旨在让两个集团的制造商能够顺畅地交易零部件。
如果这一机制能够落实，它将创造一个庞大的共同市场。
然而，经济自主的实现面临着安全依赖的结构性阻碍。大多数潜在的第三极成员在军事上依赖美国的保护。
特朗普政府明确将军事支持与经济回报挂钩，增加了盟友的协调难度。
欧洲国家正在尝试增加国防开支，目标是到2035年将相关支出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5个百分点。其中3.5%用于核心军事需求，1.5%用于韧性建设。
这种转型需要欧洲建立独立的军事指挥体系，并在法英核力量的基础上形成区域威慑。
在货币金融领域，美元的地位同样处于变动中。虽然美国政府支持强势美元，但频繁的经济制裁和单边加税促使各国重新审视对美元的依赖。
全球官方储备组合中，美元占比已从2016年的60%左右下降到2024年末的46%。
虽然美元在短期内仍是主要结算手段，但非传统储备货币的持有量正在增加。欧洲中央银行正在加快数字欧元计划，力图增强欧元的国际角色。
数字化转型为第三极的建设提供了新的技术杠杆。人工智能的发展改变了生产率的竞争基础。
美国和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这迫使其他经济体必须通过集体行动来维持对本国数字环境的控制。
2025年，美国五大科技企业的资本开支达到4120亿美元，约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3%。
面对这种规模的投入，第三极成员通过协调政府采购和研发资助，可以推动云服务商实现互操作性，避免被特定技术供应商锁定。
数字治理的规则制定权是这一博弈的核心。澳大利亚近期针对16岁以下人群实施了社交媒体年龄限制，这种政策实践可能在第三极内部迅速扩散。
成员国可以利用集体市场规模，要求科技公司在数据隐私、虚假信息处理和算法透明度方面遵循更高的标准。
通过这种方式，第三极不仅是一个贸易集团，更是一个监管标准的发源地。
低收入国家的处境在这场全球重构中变得更加微妙。美国撤销了大量国际发展援助，将原来的援助职能转交给服务于美国国家安全的“优先机会基金”。
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被关闭，原有的600亿美元援助规模被削减近40%。这种权力的收缩在低收入国家留下了巨大的融资缺口。
第三极的倡议者认为，联盟必须向发展中经济体开放，提供区别于美中竞争的合作模式。
这包括在关键矿产开发中引入更高的环境和治理保障，以及维持对最贫困国家的贸易优惠。
英国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特殊的媒介角色。作为首个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非太平洋成员，英国同时拥有与欧盟和美国的深度联系。
脱欧后的英国正在寻找新的经济定位。如果能牵头促成欧盟与协定成员的联盟，英国将获得比单独行动更大的外交权重。
对于英国政府而言，这是一种在不直接激怒美国的前提下，增加战略自主权的路径。
图3 2025年英欧峰会期间的欧盟与英国领导人会晤｜来源：欧洲理事会
这种合作体系的建立并非没有风险。美国可能对这种意在对冲其影响力的联盟采取报复性关税。
参与国必须评估短期内承受美国制裁的风险。同时，欧盟内部的政治走向也存在不确定性。
如果主要成员国的政府被民粹主义主导，欧盟的团结和对外政策的连续性将受到挑战。
即便如此，英国脱欧后的经济教训和特朗普政策带来的外部压力，反而可能成为推动这些国家加强合作的催化剂。
当前的经济协调机制如二十国集团（G20）和七国集团（G7），其运作效能已经因为内部立场的分裂而下降。
美国拒绝参与多边气候协议，并对其他成员的政策进行干预，使得这些传统的治理平台难以产生实质性成果。
在2026年3月的世贸组织（WTO）部长级会议上，各方未能在核心改革议程上取得突破。这意味着，要在破裂的规则体系中维持运作，必须建立一个规模足够大且志同道合的核心集团。
这个由欧盟、日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等组成的第三极，在商品贸易方面占全球进出口总额的比例接近50%。
这种分量使其在制定数字税、碳关税和金融监管标准时具有实际的域外影响力。
如果该集团能够就人工智能的研发和应用启动联合项目，分摊高昂的研发成本，它将有能力在技术前沿维持竞争力。
从2026年6月的时间点回看，国际经济秩序正在从统一的规则体系转向集团协调模式。
美中两极的存在是既成事实，但第三极的出现改变了这种二元对立的演进路径。
它通过创造一个稳定的规则岛屿，为那些不愿在冲突中牺牲经济主权的国家提供了退路。
这种结构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参与国能否在未来一年内果断推进领导人级别的会议，并建立常设的秘书处。
对于全球企业而言，这意味着需要准备应对多重监管标准的并存。
一个统一的全球化市场正在被分层，企业必须在不同的规则网络中寻找生存空间。
规则的碎片化增加了合规成本，但同时也降低了对单一市场的过度暴露。
在这个新的周期里，战略自主不仅是一个政治口号，它已经转化为一系列具体的数据、协议和基础设施投资。
美国在撤回对全球公共产品的支持，而其他经济体正在尝试填补这一空白。
这关乎在动荡的世纪中，谁能定义繁荣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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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丨林原
文稿丨艾冉
排版丨张纾
责审丨蒲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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