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4月，韩国首尔木洞一带，前人民军战俘许灿亨正在租来的小店里卖包子。一个穿警服的年轻人走进来，只说派出所有人找他。许灿亨没有多想，抱起3岁的儿子跟了出去。店外，一辆没有车牌的吉普车停在路边，车内坐着一名韩军警官。
警官见孩子也被带来，脸色立刻变了。“你为什么带着孩子？”许灿亨回答：“把他一个人留在店里，我不放心。”对方沉默片刻，只丢下一句“下次再来”，随后匆匆离开。
两天后，吉普车再次出现。这一次，许灿亨看见车里坐着战友裴基浩。有人催他上车，说只是“商量事情”。许灿亨察觉不对，故意提高声音：“有什么事，就在这里说。除非我全家一起去，否则我不走！”
附近居民纷纷探头。那几个人没有继续争执，迅速钻进车内。吉普车开走后，裴基浩也从此失去踪迹。许灿亨后来回忆，自己之所以躲过一劫，或许只是因为身边抱着孩子，也或许是因为邻居听见了动静。
这场插曲并非孤立事件。六十年代后期，韩国一些出狱的人民军战俘之间，逐渐流传着一种说法：有人会被身份不明的人带走，车辆通常是吉普车，车牌或被遮挡，或根本无法辨认。事情发生在大田、首尔等地，但相关材料零散，许多细节只能依靠当事人和家属回忆。
许灿亨1929年4月16日出生于朝鲜平安北道朔州郡，家中兄弟姐妹众多。少年时期，他曾被日本招工人员骗到平安南道开川郡铁矿。矿井条件恶劣，朝鲜劳工大量逃跑，他干满三个月仍无法离开，最后冒险返回家乡，又与兄长流落中国东北谋生。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许灿亨正在东北一家工厂做工。回到朝鲜北方后，他接触到土地改革和基层组织活动，生活轨迹随之改变。1948年，他加入人民军，曾在三八线附近部队服役。1949年，他参加过开城郡松岳山、海州燕波山一带的作战，并在战斗中负伤。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许灿亨随部队南下，6月29日进入汉城，之后在洛东江方向作战。9月15日仁川登陆后，人民军南方部队局势逆转，他与部分伤员退入德裕山、智异山地区，转入敌后活动。1951年冬季，他所在的伤员收容点遭到搜捕，最终被俘。
被关押期间，许灿亨患上痢疾，身体极度虚弱。战友崔锡渊设法弄到药物，帮助他渡过难关。1952年，韩国方面对战俘进行分类审查，许灿亨坚持自己是战争俘虏，不愿被安排参加反游击部队，因此被判处15年徒刑。1957年，他还参与过一次越狱行动，失败后遭禁闭，并患上肺结核。
1965年5月31日，许灿亨刑满出狱。此时他已经36岁，长期疾病使身体十分虚弱，只能靠摆摊维持生活。1967年，他与一名街头商贩结婚，后来有了孩子。出狱后的日子并不宽裕，却总算建立起一个普通家庭。
也正因为如此，1970年的那辆吉普车才让他格外警觉。此前，卢炳雪、玄钟烨等人已经先后失踪。卢炳雪在1968年7月离家后再无消息；玄钟烨同年9月在大田一家砖厂附近被带走。李仁淑曾被带走一周，关在地下室，返回后警告家人不要追问。
还有一名叫车炳奎的战俘，曾在1969年遭遇类似情况。他的妻子哭喊着要一同前往，并在混乱中把他从车上拽下，车辆才离开。这个偶然举动保住了车炳奎的性命，他后来一直生活到2005年。
这些案例之间存在相似之处，却缺少能够相互印证的正式档案。有人猜测，失踪者可能被某些安全机构秘密带走，接受特殊任务训练；也有人认为，这是南北对峙背景下的秘密营救行动。由于当事人失踪、家属噤声，调查材料又长期不完整，任何一种说法都难以单独成为定论。
2005年，许灿亨曾向韩国总统办公室提交申诉，要求调查当年出狱战俘失踪问题，但未获受理。那时距他被带到吉普车旁，已经过去35年；距战争结束，也已有半个多世纪。裴基浩等人的去向，仍停留在一辆遮住车牌的吉普车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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