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9月21日，北京医院，89岁的徐向前元帅走完了人生最后一程。家属按照他的遗愿，向中央提出三项请求：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召开追悼会，骨灰撒到大别山、大巴山、太行山等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中央研究后明确表示，前两项不能全部照办。

这件事看似是身后安排，实际却牵动着一位共和国元帅的身份。徐向前一生低调，习惯把自己看作军队中的普通一员；但在国家和军队看来，他又不仅仅属于家庭。中央最终保留了必要的送别仪式，既尊重徐帅的个人意愿，也表达了党和国家对一位重要领导人的纪念。

徐向前不喜欢铺张，这种态度并非晚年才有。1937年秋，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他奉命同周恩来前往山西，与阎锡山商谈抗战合作。那时，徐向前已经离家多年，山西五台又是他的故乡，按常理说，路过家门，回去看一眼并不为过。

有同志劝他：“回家也是工作。”

这句话打动了他。

徐向前回到五台，才知道母亲已经去世。父亲见到多年未归的儿子，先是迟疑，随后才认出眼前的军人就是“象谦”。亲人重逢本应是喜事，可母亲不在了，那个迟到多年的拥抱，也带着无法弥补的遗憾。

他只在家乡停留了几天。乡亲们围过来看这位传闻中的“红军大官”，有人甚至半开玩笑地问，他是不是长着红头发、蓝眼睛。徐向前没有摆架子，几句家常话便让场面轻松下来。可当姑姑要给他缝一条棉裤时，他却婉言拒绝了。

“我一个人穿暖了，战友们怎么办？”

这不是客套。战争年代，指挥员与普通士兵共担艰苦，是队伍能够凝聚起来的重要原因。徐向前的衣着、行装都很简单，甚至多年保留着一只粗糙的木箱。箱子旧了，工作人员几次想换掉，他始终不答应。在他看来，能用的东西没有必要丢弃，军队干部更不能把节俭只挂在嘴上。

他对亲属同样严格。抗战时期，两个外甥参加了八路军，徐向前没有把他们留在身边照顾，而是让他们到作战任务较重的部队锻炼。两人后来牺牲在战场上，这件事成为他心中长期的痛处。可他没有因为亲情改变原则，也没有把亲属从危险中单独摘出来。

1949年太原解放后，徐向前担任太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老家一些亲属来到太原，希望谋个差事，或从接收物资中拿几件家具。徐向前没有答应。他解释得很直白：院子里的东西属于国家，不属于个人；干部职务再高，也没有权力把公物变成家产。

两位姐姐起初不理解，住了几天后才发现，弟弟吃什么、住什么，和身边工作人员并没有明显区别。她们最终空手回乡。徐向前并非没有亲情，恰恰因为看重亲情，他更不愿让家人因自己的职务得到特殊待遇。新中国成立后，他也曾多次接姐姐到北京居住，用另一种方式弥补战争年代留下的亏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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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上的节制，还延伸到对子女的要求。徐向前反复告诫家人，做人要清白，办事要规矩。女儿住房条件改善后，他并没有先问房子住得舒不舒服，而是追问是否属于单位正常安排，是否有特殊照顾。确认没有违背规定，他才放下心来。

晚年病重时，徐向前仍惦记的不是个人待遇，而是身后如何从简。他希望骨灰回到那些战斗过的山河之间，不愿给国家增加负担。1990年9月21日他逝世后，中央没有简单照搬遗愿，而是安排了庄重而适度的送别。11月1日，家属将骨灰撒向大别山、大巴山、太行山等地。

徐向前留下的遗产并不丰厚。家属获得的抚恤金，也没有被用于改善生活，而是转交给他的秘书，帮助其患病的孩子渡过难关。一个元帅的身后事，最后仍旧落在几个朴素的字上：公家的事按规矩办，自己的事能省则省，亲属不能因身份越过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