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哲学临床，毕业后进了市里三甲医院。轮转一圈，定在妇科。干满一年，他跟朋友在路边摊喝酒，说了一句：“我现在看见女人都犯恶心。”朋友愣住，以为他脑子坏了。后来才知道，他不是变态。他是被妇科诊室里那些说不出口的东西，压得喘不过气。

第一天报到，他站在诊室门口。走廊里一排女人，二十出头的，三四十岁的，头发花白的。年轻姑娘低头不看他。年纪大的上下打量。有个大姐直接问护士，怎么是个男的。他脸涨得通红。带他的女主任五十多岁，拍拍他肩膀：“习惯就好。”他花了三个月才习惯。习惯之后，他看见了更难受的事。

一个二十三岁的姑娘，一个人来。瘦小，卫衣帽子压得低。问她哪不舒服，她摇头。再问，还是摇头。最后她抬头，眼里全是泪。她说下面长了东西，痒，疼，有味道。不敢跟人说，不敢去公共浴室，不敢谈恋爱。她觉得自己脏。检查出来是普通炎症，拖久了，能治。她临走站在门口问：“大夫，我还能结婚吗？”一个炎症，在她心里成了能不能嫁人的问题。

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丈夫陪着来。丈夫翘着二郎腿玩手机。女人说月经不调，两三个月不来，来了止不住。检查是内分泌问题，需要调理。丈夫插嘴：“那还能生孩子吗？”女人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脸涨得通红。像做错事的孩子。丈夫哼一声往外走。女人赶紧跟上。阿哲在走廊听见丈夫骂她：“娶你有什么用，连个孩子都怀不上。”他攥紧拳头，什么都做不了。他管得了病，管不了人。

还有一对母女。女儿二十出头，来看月经不调。母亲全程替女儿说话。女儿想开口，母亲瞪她一眼。问压力大吗，母亲说我们家条件好得很。问睡眠，母亲说好得很。问运动，女儿刚说“我”，母亲又打断：“她懒得很。”女儿眼里的光灭了。她不再说话。像一尊蜡像。阿哲觉得，那姑娘不是来看病。她是来被母亲当众审判的。

他见过太多。姑娘做流产，一个人来，做完休息半小时，自己打车走。女人查不孕，查出丈夫的问题，丈夫死活不来医院，说丢人。女人查妇科病，查出丈夫传染的，丈夫不承认，回家还打她。那些女人眼里有恐惧，有羞耻，有自责，有绝望。病明明不是她们的错。她们觉得是自己的错。觉得自己脏，不配，给家里丢脸。

阿哲一开始还劝。说这跟感冒发烧一样，正常。后来发现没用。那些观念刻了几十年，几百年。他几句话能改变什么？他渐渐麻木。机械问诊，机械开药，机械交代。把自己变成一台看病机器。不这样，撑不下去。可有些画面扎了根。他去相亲，对面姑娘漂亮，条件也好。他脑子里全是妇科病的画面。控制不住。那顿饭吃得没味道。后来没再联系。他觉得自己废了。没办法正常跟女人相处。不是他变态。是那些声音、味道、画面，刻在脑子里，洗不掉。

他最后转科了。去内科。他说撑不住了。走的时候很轻松，话多，笑多。站在饭店门口，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女人。他问朋友：“你说，那些女人后来怎么样了？”朋友说不知道。他沉默一会儿：“希望她们都好。”然后走进人群。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瘦。

阿哲说的恶心，不是女人。是加在女人身上的偏见，羞耻，还有那些不该她们扛却压在肩上的重量。他天天泡在里面，心泡得发胀，发酸，变了形。他走了。那些女人的脸，他忘不掉。

他治得了病，治不了命。那些眼泪，他只能记着。希望她们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