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是凌晨两点打来的。

老陈刚收完最后一桌夜宵摊的碗筷，手上还沾着洗洁精的泡沫。手机在围裙兜里震了半天，他以为是哪个老主顾又喝多了找不到家，接起来就骂了一句：“丢，三更半夜唔使瞓觉啊？”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带着点公事公办的腔调：“请问是陈志强吗？我是海珠区公安分局的。你妻子……林淑芬，我们找到了。”

老陈把电话挂了。

他继续洗碗，手在水龙头底下冲了十来秒，又拿抹布擦桌子，擦了两遍。收银台底下压着一张全家福，照片里林淑芬穿着碎花连衣裙，笑得眼睛弯成月牙，怀里抱着刚满周岁的儿子。老陈看了一眼，又把相框扣过去。

电话又响了。还是那个号码。

“陈先生，你听清楚了吗？你妻子林淑芬，我们找到了。她目前在广州市救助管理站，希望你明天能过来一趟。”

老陈蹲在摊位后面的马路牙子上，掏了根红双喜出来。火机打了三下才着。他吸了一口，呛得直咳嗽。十五年没抽了，这包烟还是上个月进货时顺手拿的，本来打算中秋拜神用。

“她……活着？”

“活着。”

老陈把烟掐灭，走到摊位前面，把那张“陈记牛杂”的招牌翻了个面，背面写着“休息一天”。凌晨三点的同福路，路灯把他的影子拖得很长。他忽然想起来，2008年那个晚上，林淑芬也是沿着这条街跑的，拖鞋跑丢了一只，他当时追了两步，又回头看了看熟睡的儿子，没再追。

第二天上午，老陈没去救助站。他先去了一趟派出所，又去了一趟居委会，最后在下午两点半才慢悠悠地晃到了海珠区救助管理站。接待他的是一个戴眼镜的年轻社工，姓周，叫他陈叔。

“陈叔，林阿姨在里面，你要不要先坐一下，我跟你说说情况？”

老陈摆摆手：“直接带我去。”

林淑芬坐在接待室靠窗的塑料椅上，瘦得脱了相。头发花白，剪得参差不齐，像是自己拿剪刀铰的。身上穿着一件灰扑扑的运动外套，拉链坏了一半，用别针别着。她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指甲缝里全是黑泥。

老陈站在门口，看了她足足半分钟。

“淑芬。”

她抬起头。眼神是散的，聚焦了好一会儿才认出来。嘴唇哆嗦了两下，没说出话，眼泪先下来了。老陈走过去，在她旁边坐下，从兜里掏出一包纸巾，抽了一张递过去。她没接，他就放在她膝盖上。

周社工在旁边轻声说：“林阿姨是前天晚上在琶洲大桥底下被巡逻的发现的。当时她在一张长椅上躺着，身上没有任何证件。我们做了人脸比对，才联系上您。”

“她这十五年……在哪？”

“根据她自己断断续续说的，在东莞待过几年，在厂里做手工。后来厂子倒了，又去了惠州。再后来……”周社工顿了顿，“在深圳那边流浪了一段时间。她说她记不清了，只记得儿子的生日。”

老陈的手抖了一下。

儿子陈嘉乐今年二十二岁，在深圳读大四。从小到大，家长会都是老陈去开的。小学的时候，同学问他“你妈妈呢”，他说“死了”。初中的时候，老陈喝醉了跟他说过一次实话——“你妈跑了，嫌我没本事。”嘉乐从那以后就没再问过。

老陈把林淑芬接回了家。

同福路的老房子，两室一厅，四十平米。老陈把儿子的房间收拾出来给林淑芬住，自己睡客厅沙发。第一天晚上，林淑芬洗了澡，换了干净衣服，坐在房间里不出来。老陈煮了一碗牛腩面端进去，她端着碗，吃了一口就放下。

“不合胃口？”

“不是。”她声音很小，“太咸了。你以前煮面不放盐的，你说吃太咸对身体不好。”

老陈愣了一下。他确实以前煮面不放盐，但这十几年，他口味越来越重，可能是因为每天在摊子上闻油烟闻久了，舌头麻木了。

“你将就吃。明天我去买点菜。”

他转身要走，林淑芬在背后叫住他：“志强。”

“嗯？”

“你……恨不恨我？”

老陈没有回头。他站在房门口，手搭在门把手上，停了好几秒。“恨你有咩用？恨你能把这十五年恨回来？”

他关上门，走到阳台上。广州九月的夜晚闷得人喘不过气，远处有地铁经过的轰隆声。他点了一根烟，抽了两口又掐了。从口袋里摸出手机，给儿子发了一条微信：“你妈回来了。”

嘉乐的电话五分钟后就打过来了。

“爸，你讲咩啊？”

“你妈回来了。在救助站找到的。现在在家。”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时间。老陈能听见儿子的呼吸声，粗重，急促。

“我不回来。”嘉乐说，“我中秋不回来了。”

“随你。”

老陈挂了电话，在阳台上站到凌晨。隔壁楼的灯光一盏一盏暗下去，他想起很多年前——大概是2007年，嘉乐三四岁的时候——林淑芬在制衣厂上班，每天晚上十点才到家。他那时候在开出租车，夜班，两个人一天到晚碰不上面。有一天他收车早，回家看见林淑芬坐在床边哭，手里攥着工资条。他问怎么了，她说厂里三个月没发工资了。他说那就不干了，在家带孩子。她说你一个人开出租养三口人，养得起吗？他说养不起也得养。

后来她还是去了另一家厂。再后来，她就跑了。

街坊邻居很快就知道林淑芬回来了。

最先来的是楼下的李姨。她提了一兜苹果，进门就拉着林淑芬的手：“哎呀，瘦成这样。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坐了半个钟头，话锋一转：“不过话说回来，你当年也真是狠心。嘉乐才七岁，你讲走就走。老陈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牛杂摊从一辆推车做到现在这个铺面，不容易啊。”

林淑芬低着头不说话，指甲把苹果皮抠出一道一道印子。

李姨走后，对面的张叔又来了。张叔是退休教师，说话文绉绉的：“淑芬啊，夫妻吵架床头吵床尾和，哪有隔夜仇？你这一走就是十五年，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不过呢，老陈也有不对的地方。当年你们吵架，我在楼下都听见了，他骂你那句话确实太难听。”

老陈在厨房切牛腩，刀重重地剁在砧板上。

张叔走了以后，老陈把刀一扔，走到客厅。“你当年为什么走？”

林淑芬坐在沙发上，手里还攥着那个被抠烂的苹果。

“你骂我是‘扫把星’，说我克死了你妈。”

“我那是气话。”

“我知道是气话。但你那天晚上喝多了，你还说……”她声音抖了一下，“你说你最后悔的事就是娶了我。说要不是我拖累你，你早就可以去深圳开大车，一个月赚一万多。”

老陈嘴巴张了张，没说出话。

2008年那个晚上，他确实说了这些话。那天他跑了十二个小时的出租，被一个乘客投诉绕路，扣了五十块钱。回家看见林淑芬在收拾行李——她那时候刚被厂里辞退，心情也不好——他火气一下就上来了。两个人吵了半个钟头，他摔了一个杯子，说了很多难听的话。林淑芬穿着拖鞋就跑了出去。他以为她只是去楼下转一圈，气消了就回来。但是她没有。

“我那天晚上在楼下坐了一夜。”林淑芬说，“我等你下来找我。你没来。”

“我睡了。第二天要出车。”

“我知道。”她点点头，“所以我走了。”

老陈坐到她对面，两个人隔着一张折叠桌，谁也没看谁。

“这十五年，我在东莞的厂里，每天做十二个小时，手都做出茧了。后来厂子倒了，老板跑了，欠了我四个月工资。我想回来，但是……”她停了一下，“我没脸回来。嘉乐应该恨死我了吧？”

“他没恨你。他只是不记得你了。”

林淑芬的眼泪又掉下来了。

中秋节那天，嘉乐还是回来了。

他拖着行李箱站在门口，长高了，比老陈还高半个头。林淑芬站在客厅里，两只手不知道往哪放。嘉乐看了她一眼，叫了一声“妈”，声音平平淡淡的，听不出情绪。

林淑芬“哎”了一声，然后就哭了。

饭桌上，三个人都很沉默。老陈做了六个菜，白切鸡、清蒸鲈鱼、蚝油生菜、牛腩萝卜、排骨汤，还有一碟炒田螺。嘉乐埋头吃饭，林淑芬给他夹了一块鸡腿肉，他顿了一下，说了声“谢谢”。

“你在学校……还好吗？”林淑芬问。

“嗯。”

“学什么专业？”

“计算机。”

“哦……那挺好的。”

又沉默了。

老陈喝了一口啤酒，把杯子重重往桌上一放。“嘉乐，你有什么话就说。”

嘉乐放下筷子，抬起头，看着林淑芬。他的眼神很平静，平静得让老陈心里发慌。

“妈，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当年走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

林淑芬的筷子掉在桌上。

“我每天都在想你。”她说，“我在东莞的时候，每年你生日那天，我都会去邮局，想给你寄钱。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搬没搬家，不知道你爸换没换号码。我……”她的声音哽住了，“我后来就不敢想了。我觉得你可能已经当我死了。”

嘉乐盯着她看了很久。“那你为什么不去找我们？”

“我找过。2012年的时候，我回来过一次。在同福路口站了一个下午，看见你爸的牛杂摊。你坐在摊子旁边写作业，长高了好多。我想走过去，但是……”她捂住了脸，“你爸那时候旁边站了一个女人，在帮他收钱。我以为他再婚了。”

老陈猛地抬起头：“什么女人？”

“短头发，穿红色围裙。”

老陈想起来了。那是他请的帮工，姓黄，干了半年就走了。“那是帮工！我从来没有……”

“我知道。我后来打听到了。但是那天我就死心了。我想，既然你已经有新生活了，我回去干什么？”

嘉乐站起来，走到阳台上。老陈跟出去，看见儿子背对着他，肩膀在抖。

“爸。”

“嗯。”

“我小时候，有一次发烧到四十度。你出车去了，是李姨带我去的医院。我躺在病床上，一直喊妈妈。李姨给你打电话，你从白云区赶回来，在医院走廊里哭。我看见了。”

老陈没说话。

“我那时候就想，我以后长大了，一定不会让我儿子受这种苦。”

父子俩站在阳台上，中秋的月亮很圆。楼下有人放烟花，五颜六色的，在夜空中炸开又消失。

“你恨不恨她？”老陈问。

嘉乐沉默了很久。

“我不知道。我不恨她。但是我没办法叫她妈。我叫不出口。”

林淑芬在客厅里收拾碗筷，动作很轻，碗碟碰在一起的声音很小。她洗碗的时候，老陈靠在厨房门框上看着她。她的背影瘦得像一片纸，仿佛一阵风就能吹跑。

“你明天有什么打算？”老陈问。

“我不知道。”她低着头洗碗，“你要是觉得不方便，我明天就走。”

“走去哪？”

“我不知道。找个地方打工。我还能干活。”

老陈没说话。他走进厨房，从橱柜顶上拿下来一个铁盒子。打开，里面是一沓钱，用橡皮筋捆着。

“这是三万块。你拿着。”

林淑芬抬起头，眼睛红了。

“我不用你的钱。”

“不是给你的。”老陈把钱塞进她手里，“是给嘉乐的。你拿着，以后他结婚的时候，你给他。算是你这个当妈的一点心意。”

林淑芬攥着那沓钱，手抖得厉害。她蹲在地上，把脸埋在膝盖里，哭得一点声音都没有。

老陈站在她旁边，看着窗外的月亮。他忽然想起来，2005年的中秋，嘉乐还小，他们一家三口在楼顶赏月。林淑芬靠在他肩膀上，说以后每年中秋都要一起过。他说好。

但是后来，有十五年没有一起过。

那天晚上，老陈躺在沙发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凌晨三点的时候，他听见林淑芬的房门开了。她轻手轻脚地走到客厅，在他面前站了一会儿。

“志强。”

“嗯。”

“你睡了吗？”

“没有。”

她在他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她脸上，那些皱纹和白发清清楚楚。

“我明天想去看看我妈。”

“你妈……去年走了。”

林淑芬的呼吸停了一拍。“什么时候？”

“去年三月。中风。走得很快。”

她低下头，手指绞在一起。“我连她最后一面都没见到。”

“她一直念叨你。最后那几天，她一直在喊你的名字。”

林淑芬把脸埋在手里，肩膀剧烈地抖动着。老陈伸出手，在她背上轻轻拍了拍。她的背很薄，他能摸到一根一根的肋骨。

“我对不起她。”林淑芬说。

“人都走了。说这些没用。”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找不到你。你妈走的时候，我托人查过。你在东莞的厂，三年前就倒闭了。我找不到你。”

林淑芬抬起头，看着老陈。月光下，他的脸也老了，眼角的皱纹一道一道的，头发白了一大半。

“志强，你这些年……有没有找过别人？”

“找过。”老陈说，“相过两次亲。一个嫌我带着孩子，一个嫌我开牛杂摊没出息。后来就不想了。”

“那个帮工呢？”

“人家有老公的。你想哪去了。”

林淑芬没说话。两个人坐在黑暗中，谁也没看谁。

天快亮的时候，林淑芬说：“志强，我明天走。”

“去哪？”

“去东莞。我有个姐妹在那边，说可以帮我找个活。”

“你身体不行。”

“我能行。”

老陈坐起来，从茶几上摸到烟，点了一根。“你走了，嘉乐怎么办？”

“嘉乐有你。”

“他也要有妈。”

林淑芬愣住了。

老陈吸了一口烟，慢慢吐出来。“你留下来。牛杂摊忙不过来，你帮我收钱。我一个月给你开三千。”

“我不要你的钱。”

“那就当是帮嘉乐攒的。他以后结婚要买房，深圳的房子贵得很。”

林淑芬看着老陈。月光下，他的侧脸很硬，下巴上有一道疤——那是很多年前骑摩托车摔的。她忽然想起来，她走的那天晚上，他骂完她以后，一个人在客厅坐到天亮。她其实在楼下坐了一整夜，看着他客厅的灯亮了又灭，灭了他也没下来。

“志强。”她的声音很轻，“你那天晚上……是不是也很难过？”

老陈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烟灰缸是嘉乐小学手工课做的，歪歪扭扭的，上面用彩笔写着“爸爸我爱你”。

“都过去了。”他说，“睡吧。明天还要出摊。”

他躺回沙发上，翻了个身，背对着她。林淑芬坐在椅子上，看着他的背影，一直到天光大亮。

第二天早上，老陈推着牛杂车出门的时候，林淑芬已经站在摊位旁边了。她穿了一件干净的围裙，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手里拿着一块抹布在擦桌子。

老陈看了她一眼，没说话。他把车推到老位置，开始生火。林淑芬走过来，把洗好的萝卜和牛腩搬下来，动作很熟练。

隔壁早餐店的老板娘探出头来：“陈叔，这是……”

“我老婆。”老陈说，“回来了。”

林淑芬低着头，嘴角动了动。

第一锅牛杂煮好的时候，老陈盛了一碗，放在林淑芬面前。“尝尝。”

她夹了一块牛腩，放进嘴里。嚼了两下，眼泪掉进了碗里。

“咸不咸？”

她摇头。

“那哭什么？”

“没哭。辣。”

老陈没再说话。他转身去招呼客人，声音比平时大了很多：“新鲜牛杂！五蚊一串！十蚊三串！”

同福路的早晨，人来人往，车水马龙。没有人注意到，那个卖牛杂的老陈，眼角有点湿。

也没有人知道，这对夫妻之间隔着十五年的空白。而那十五年的重量，或许只有他们自己才能掂量。

但至少，今天早上，她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