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太行山根据地，日军发动大规模“扫荡”，八路军第129师面临的不是一次普通进攻，而是一场企图摧毁根据地指挥体系和群众基础的合围战。刘伯承坐镇指挥，摆在他面前的难题很直接：主力若一味后撤，可能被敌军步步压缩；若正面硬拼，又会陷入日军预设的包围圈。

这正是刘伯承与一般将领不同的地方。他既重视传统兵法，也不迷信固定招数。战场形势一变，原本有效的办法就必须跟着调整。对他而言，军事原则不是挂在墙上的训词，而是要经过兵力、地形、敌情和民情反复检验的行动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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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称孙武为“兵圣”，并不只是因为他能打胜仗。更重要的是，孙武把战争经验提炼成系统理论，写下《孙子兵法》，使后世将领有章可循。能在实战中取胜的将领很多，能把战争规律讲清楚、又能用行动证明的人，确实不多。

朱德曾评价刘伯承“具有智、信、仁、勇、严，有古名将风”，这五个字并非泛泛赞誉。孙武论将，强调将领必须具备“智、信、仁、勇、严”五种品格。朱德将这套古代标准用于评价刘伯承，说明他看重的，不只是刘伯承的战绩，还有其统筹全局和驾驭军队的能力。

刘伯承的军事素养，既来自长期战争实践，也来自系统学习。他曾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回国后并没有把书本知识生搬硬套，而是将正规军事教育同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结合起来。红军时期，他参与指挥多次作战；抗日战争中担任第129师师长，与邓小平共同领导晋冀鲁豫地区的抗战。

有意思的是，刘伯承并不把“敌进我退”理解成只能向后退。毛泽东提出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强调避实击虚、保存自己、消灭敌人。面对力量占优的敌人，主动转移当然重要，但如果敌人也摸清了这一规律，并以持续追击压迫我军，单纯退让就可能由灵活变成被动。

1942年日军对太行、太岳等根据地实施“五一大扫荡”，采取分进合击、反复搜索和封锁据点等办法，企图把八路军主力困在包围圈内。日军判断，八路军一旦后撤，就会因连续转移而疲惫，随后便可以跟踪追击。敌人开始研究我军的战法，原有的应对方式也就不能一成不变。

刘伯承提出的“敌进我进”，并不是命令部队迎着日军主力冲上去，更不是把游击战变成阵地硬拼。这里的“进”，指的是主动向敌人防线的薄弱处、后方和侧翼展开行动，以局部出击打乱敌人的整体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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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做法是，留下部分部队与日军周旋，制造主力仍在原地的假象；与此同时，主力迅速转移，袭击敌军据点、交通线和补给节点。日军向前搜索时找不到八路军主力，后方却不断受到威胁，只能调头救援。这样一来，日军的合围队形被迫拉长，原本严密的“铁桶”出现了缝隙。

这种打法的要害，不在于“进”这个字本身，而在于主动权的转换。敌人以为自己在追击，实际上却被迫跟着八路军的行动改变方向；敌人兵力看似集中，分散到各处据点后，反而给我军创造了各个击破的机会。刘伯承抓住的，正是运动战中“势”的变化。

他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运用，也体现出一种难得的分寸感。原则不能丢，办法却要活。毛泽东军事思想提供了游击战、运动战的根本方向，刘伯承则根据敌我力量和战场环境，把这些原则转化为更细致的指挥动作。二者不是相互替代，而是在实践中彼此衔接。

陈毅曾写下“论兵新孙吴，守土古范韩”的诗句，把刘伯承同孙武、吴起以及范仲淹、韩世忠等名将相提并论。称他为“当代孙武”，并非只因他熟读兵书，而是因为他能够从战场中提炼规律，再用规律指导作战；遇到新情况，又敢于修正旧办法。

遗憾的是，后人谈论名将时，往往只记得几场著名战役，容易忽略这种“因势用兵”的能力。刘伯承真正高明之处，恰恰在于不把任何战术当成万能钥匙。能退时退，能进时进；进退之间，始终围绕保存力量、争取主动和消灭敌人展开，这也是他被称为当代孙武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