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5月，延安，中共中央决定调徐向前离开冀南，率干部赶赴山东。这个决定看似只是一次人事调动，背后却是敌后战场的一次重新布局：山东不能只守，必须尽快把分散的抗日力量拧成一股绳。
山东的重要性，不在于地图上的面积，而在于它连接华北、华中和东北，又靠近津浦铁路、胶济铁路等交通线。日军占领平津后，山东便成了继续向南推进的重要支点。韩复榘部队撤退后，大片地区失去有效防守，地方武装、民众组织和日伪势力彼此交错，局面十分复杂。
徐向前到达山东时，这里并不是一张白纸。山东省委长期坚持地下工作，抗战爆发后又组织各地武装起义，逐渐形成山东纵队；八路军一部在鲁西北、冀鲁边活动，建立了抗日武装；陈光、罗荣桓率一一五师师部和部分部队进入鲁西后，也同地方力量合编，形成新的战斗集团。
三股力量各有来路。山东本土部队熟悉乡情民情，却存在编制不整、干部缺乏和训练不足等问题；外来部队作战经验丰富，但对山东地理和社会关系还需要适应；地方武装数量不少，装备和组织程度却参差不齐。兵多不等于战斗力强，能不能统一指挥，才是摆在徐向前面前的硬问题。
有一次，谈到练兵时，徐向前对身边干部说：“战场上缺什么，部队就练什么。”这句话并不复杂，却道出了他的建军思路。训练不能摆样子，射击、刺杀、投弹、土工作业要练，夜间行军、辨认方向、紧急集合也要练，干部的判断和指挥更不能落下。
1939年夏，八路军第一纵队成立，徐向前任司令员，朱瑞任政治委员，统一协调山东及苏北一带的八路军力量。徐向前把工作重点放在整编和整训上，将山东纵队调整为若干旅、支队，使部队的指挥关系逐渐清楚，作战任务也不再互相掣肘。
整编只是外形变化，真正困难的是干部。山东部队发展很快，许多基层指挥员来自地方，打仗有胆量，却缺少参谋、通信和组织管理经验。徐向前主持开办教导队、参谋集训队和各级干部训练班，还推动干部进入抗大山东分校学习。训练内容紧贴实战，连行军速度、宿营警戒等细节也不放过。
部队扩张的速度很能说明问题。山东纵队从1939年夏的两万多人，到1940年初已发展到八万多人。这个数字背后，不只是新兵增加，更是地方群众被发动起来，基层组织逐步建立，部队开始拥有持续补充兵员、筹集粮秣和救治伤员的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徐向前没有把山东看成单纯的军事试验场。他兼任山东分局副书记和山东军政委员会副书记，参与根据地政权建设。当时山东同时存在日伪势力、国民党地方势力和抗日民主力量，群众顾虑重重，部队有时连粮食都难以保障。只讲妥协、不讲斗争，显然无法打开局面。
他的做法，是在统一战线框架内保持自主行动，既争取各方抗日力量，也坚持发展自己的组织。到任半年左右，山东一些地区陆续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县级政权和群众团体开始出现。政权有了依托，部队才不至于成为孤军；群众有了组织，敌后斗争才有稳定基础。
日军很快察觉到这种变化。1939年下半年以后，日军对山东根据地的扫荡明显增多，兵力集中、行动迅速，并试图切断各根据地之间的联系。徐向前面对的不是一场单独战斗，而是据点、交通线、伪政权和地方封锁共同构成的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第一纵队采取机动灵活的方式作战，避免同敌人硬拼主力，利用夜袭、伏击、破袭和分散转移消耗日军。山东的地形、村庄和群众关系，逐渐被转化为作战条件。部队在战斗中成长，干部也在连续的压力下成熟起来。
徐向前在山东的时间并不算长。1940年5月，他奉命前往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山东根据地此后经历了更严峻的考验。1941年至1942年，日军扫荡加剧，根据地遭受严重损失，党政军领导关系也不断调整。后来，罗荣桓逐步成为山东根据地的主要领导者，并把这片土地建设成华东抗战的重要基地。
罗荣桓的成就不能替代徐向前的作用。山东后来能够拥有较完整的党政军体系，能够在艰苦环境中持续扩大，离不开早期对部队、干部和政权基础的整理。徐向前留下的，不只是几次整编和几所训练机构，更是一套从实战出发、边战边建的建军方法。自产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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