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北京东城一处四合院门前，周恩来抬手敲门。屋里人应声而来，开门的是胡絜青。周恩来一见她，便笑着说道：“老舍病了，为什么不向我报告？”一句半真半假的责问，让原本有些拘谨的探望，立刻多了几分熟人之间的亲切。
胡絜青当然明白，这是周恩来的玩笑。她一边请客人进门，一边解释老舍只是身体不适，并无大碍。周恩来没有摆出正式谈话的架势，进屋后先询问老舍的病情、饮食和休息，语气平和，问得却很细。
老舍见总理亲自来访，连忙宽慰道：“只是一些老毛病，休养几天就好。”周恩来听后并未马上放心，又叮嘱他不要勉强写作，身体是创作的本钱。对一位长期伏案写作的人来说，这种提醒并非客套，而是实实在在的关照。
两人的交往，并不是从这次登门才开始。早在新中国成立前，他们便已有往来。周恩来了解老舍的才华，也熟悉他对国家、民族和普通百姓的深厚感情。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老舍仍在海外，国内许多人都盼望这位作家回到故土。
在一次谈及文化人才的场合，周恩来曾表示，老朋友之中还少了老舍，希望他尽快回来。消息传到海外后，老舍没有把这番话当作普通的邀请。新政权建立，社会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作家也需要面对新的生活和新的写作对象。
同年，老舍回到北京。周恩来对他的归来十分重视，但并没有要求他立刻写出某种固定样式的作品，而是希望他深入生活，继续发挥文学特长。这样的安排，给了老舍较大的创作空间，也体现出周恩来对文学规律的尊重。
创作《春华秋实》时，老舍曾遇到过难处。题材涉及工厂、工人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社会背景复杂，人物关系也不容易处理。作品如果只停留在概念和口号上，就会失去戏剧应有的生命；若只追求故事，又可能无法表现时代变化。
周恩来与老舍谈到这些问题时，没有替作家直接写答案，而是帮助他寻找症结。他分析，老舍可能对工人和资本家的实际生活还不够熟悉，对整个社会变化的来龙去脉也未完全掌握；还有一种可能，是创作方向出现偏差，把文学作品写成了政策说明。
这番话让老舍受到启发。周恩来又结合当时的社会情况，讲解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以及相关工作的起点、过程和变化。谈话并不只是抽象说理，还涉及人物处境和生活细节。对老舍而言，这些内容为作品补上了现实基础。
有意思的是，周恩来关心的并不只是作品是否“正确”，还格外看重它是否像一部真正的戏。人物要有性格，冲突要有来由，语言要符合身份，故事也不能被生硬的议论挤掉。正是这种既懂政治又懂艺术的交流，使老舍重新理清了思路。
《春华秋实》完成后，老舍与周恩来的谈话并未因此中断。到了《茶馆》创作和演出受到关注时，周恩来同样给予支持。他认为，年轻人应该通过这部作品了解旧中国的社会面貌，看到不同阶层人物在时代变迁中的处境。
《茶馆》并非简单讲述一家茶馆的兴衰。老舍把北京社会的众生相放进一座小小的茶馆里，让掌柜、旗人、商人、巡警和普通百姓轮番登场。周恩来重视这部戏，正因为它不是空泛议论，而是用人物和生活呈现历史。
回到1959年的那个下午，周恩来在百忙之中登门探望，先以一句玩笑化解拘束，再认真询问病情。天色渐晚，老舍夫妇留他吃饭。胡絜青有些不好意思，说家常饭菜做得简单，周恩来却没有介意。
饭菜端上桌，不过是清淡的家常菜。三个人边吃边谈，话题从身体状况说到写作，又从写作谈到生活。没有隆重场面，也没有长篇训示，只有一位领导人对作家的惦念，以及多年朋友相处时那种自然的说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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