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家长带孩子外出旅行时，行李箱里除衣物、充电器外，还特意装上一台便携打印机。这并非出于工作需求，而是担心班级群临时下发试卷。
老师通知次日就要讲解，不打印孩子就没有习题可用；想要打印，又得临时寻找电脑、电源与纸张。这位家长介绍，孩子读四年级，每周要打印三四次资料，单门学科一学期最高花费300元。
这个问题的答案，藏在一个个具体的家庭账单里。有家长算过，街边打印店A4单面普遍五毛钱一页，打印一百页就要五十块。
单单一学期单科，打印开销最高能到三百元。如果是多孩家庭，多科叠加，成本直接翻倍。
假期更夸张，暑期一次性打印四五百页已经成了常态，有家长仅英语一科暑假就打印了超过两百页材料。
打印机、墨盒、纸张，再加上偶尔卡纸、排版出错、装订散页带来的时间消耗，这笔账算下来，早就不是几包A4纸能打住的了。
有时候晚上八点群里甩过来一个PDF，明早就要交，打印店九点就关门了，线上打印再便宜也来不及。
有家长吐槽，国庆假期八天，各种作业打印了六十多张纸，“孩子上小学就开始打印作业，上初中打印量更大了”。
更麻烦的是带孩子回老家探亲的时候，还得打包带上打印机和电脑，老家在村里的，得跑到镇上甚至县城去找打印店。“归途”硬生生变成了“囧途”。
那学校为什么不统一打印呢？这个问题看上去简单，背后却是一团乱麻。
教育部等五部门早在2020年就写明白了，教学用的讲义试卷导学案，费用走学校公用经费，严禁转嫁给家长。
国家发改委和教育部也白纸黑字，中小学不得收试卷费讲义费打印费。规则摆在那里，可落到执行层面，就变成了一句“请自行打印”。
我认为，这不是某一方的恶意，而是一连串政策在执行中被层层扭曲之后，所有人都在“自保”的结果。
2021年“双减”政策落地后，“一科一辅”原则被严格执行，每个学科只能推荐一套教辅供学生选用。
初衷是好的，是为了防止学校通过订教辅吃回扣、防止学生陷入题海。但到了部分学校，执行起来就变了味。
有的地方编订教辅目录时调研不够充分，选出来的教辅跟实际教学需求对不上，老师不得不再补充材料。
一些学校对集中打印管得极严，严控打印数量和类型，还需要备课组长或年级主任签字批准。
老师觉得走流程太麻烦，干脆把电子版发到群里，让家长自己去处理。
我的看法是，这套操作的本质，是学校把“合规”当成了最高目标，而不是把“教学”当成最高目标。
学校怕统一收费打印被举报违规收费，怕统一采购教辅被质疑利益输送，于是选择了一条风险最小的路：电子版发群，家长自行打印。
一切合规，风险归零，成本转移。学校卸了担子，教师省了麻烦，唯独家长成了接盘侠。
更隐蔽的伤害，在公平上。我判断，这个问题被严重低估了。不是每家都有打印机，也不是每位留守儿童的爷爷奶奶都能熟练操作手机去小程序下单打印。
一份电子作业，对城市白领家庭是顺手一印的几十块钱，对没有家用打印机、家中老人不会用智能手机的农村家庭，可能就是一道跨不过去的门槛。
有家长无奈之下将打印机带回老家，要么就得专程赶到县城寻找打印店。
打印作业这件事，正在悄悄抬高教育公平的隐形门槛。某些老师说“愿意做就打印，不愿意做就不做”，这句话听起来像是给了选择权，实际上呢？某些家庭可能真的就选择不打印了，孩子也就不做作业了。
不同家庭获取打印服务的成本差异，很容易让部分学生在作业环节就处于劣势。
而那句“自愿打印”，在我看来，是这个现象里最值得玩味的一句话。
老师把前置条件塞给家长，再补一句“你也可以不做”，这不叫尊重，叫甩锅。没人敢真不打。家长但凡不想让孩子落下进度、跟不上班级统一的学习安排，最后多半只能默默掏钱打印。
毕竟，没有哪个家长愿意让自家孩子因为没打印资料，在课堂上跟不上节奏，甚至被贴上“不配合学习”的标签。“自愿”两个字，在家长这里，翻译过来就是“不敢不做”。
我猜测，很多老师其实也是被夹在中间的。老师既没有多少自主决定的空间，又夹在家长和学校之间，有时还得自行承担。
有初中地理老师经常在班级群里发作业，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就专门在群里发信息向家长解释：“学校各种打印任务很多，我们只能靠自己。”老师从大量题目中挑选适合学生的练习题，各种自主设计增多，这本身反映出老师更注重精准教育和发挥主观能动性，是教育减负增效的一个可喜变化。
说到底，这是学校教学保障责任缺位的表现。教学用的讲义、试卷，费用本应由公用经费保障。
但怕的是把“不统一收费”理解成“不统一印”，把“减负”理解成“把负担转出家门”。这一转，学校是轻省了，家长群里却多了无数个免费打工人。
我觉得，这件事的荒诞之处在于，教育减负的初衷是让孩子少做题、让家庭少花钱，结果执行下来，孩子的作业量未必减少了，家长的支出和精力消耗反而增加了。
教育部办公厅明确要求严禁给家长布置或变相布置作业，多个省份也明确“不得要求家长通过网络下载并打印作业”。
可现实是，微信作业的蔓延泛滥，乃至出现“孩子一上小学，首先要买的就是打印机”这类现象，既增加了家长负担，也让中小学生处于随时要做作业的状态中，这本身就是对“双减”政策要求的公然违背。
在我看来，要解开这个死结，光靠呼吁学校“自觉”是不够的。一些财政强劲的城市，已经率先实行义务教育阶段免费教辅材料自主选择、统一征订、免费发放。
还有一些地方制定了中小学教辅材料目录，规定目录内的教辅可申请学校统一代购，学校按实际支出收费。
但这些做法，并没有彻底回答电子版教辅资料该由谁来印、怎么收费的问题。
我的建议是，与其让学校和家长在“谁出钱”这件事上继续拉锯，不如把打印这件事重新拉回校园。
教育主管部门可以推动建立学校教辅打印留存备查机制，把“打印费”拿到台面上说清楚、算明白，纳入规范化管理轨道。
学校统一打印，费用从公用经费里出，或者探索一条公允定价、精准计量的收费方式，而不是让每个家庭各自去面对街边打印店五毛钱一页的价格。
更根本的，是教辅材料目录的编制要真正听取一线教师的意见。有的地方编订目录时缺乏充分调研，选出来的教辅跟实际教学需求对不上，老师才不得不额外补充材料。
教育的主阵地始终在学校。不能把校内的责任无边界延伸至校外，更不能把本应由学校承担的教学保障、管理服务等工作，简单粗暴地转嫁给家长。
把学校的归学校，把家长的归家长，厘清家校共育的边界，让教师安心教书，让家长从容陪伴，这才是教育应有的本真模样。
否则，打印机就真的成了新一代家长挥之不去的“教育焦虑”，成了家校矛盾的新导火索。而那张薄薄的A4纸，照出的不是家长抠门，是家校边界糊了。钱该花，但花在替学校补漏上，就花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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