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17年，太原留守府内，李渊、李世民和刘文静围着一张军用地图商议起兵。隋炀帝远在江都，天下却早已失去控制。刘文静没有冲到阵前，而是盯住了粮道、关中和关东的形势，提醒李渊：“兵马可以很快聚起来，真正难的是进了关中以后怎么站稳。”
这番判断，正是李唐集团最初缺少的东西。
刘文静本是隋朝官员，因与李渊交好，成为太原起兵的重要谋划者。起兵檄文、联络突厥、夺取关中，他都参与其中。李渊入长安后，刘文静官至纳言，地位一度与裴寂相近。
问题也由此而来。
刘文静性格刚烈，常把功劳挂在嘴边，与裴寂屡有冲突。武德二年，也就是619年，他因饮酒后失态，又被牵连进所谓“谋反”案件。李渊召集大臣审问时，刘文静辩称自己只是发牢骚，并无反意。
据史书记载，李世民曾替他求情，认为刘文静功大，不应轻杀。李渊却没有采纳。裴寂的意见，加上皇帝对功臣坐大的疑惧，最终使刘文静被处死。这个曾参与设计唐朝起兵路线的人，倒在了大唐真正站稳脚跟之前。
阚棱的结局，同样牵出江淮旧部的复杂关系。他原是杜伏威麾下猛将，勇悍善战，使用长刀，在平定江淮的战事中屡立战功。杜伏威入朝后，江淮旧部并没有完全失去自主性，朝廷对这支力量始终保持警惕。
武德四年，江淮局势再起波澜，阚棱卷入案件并被处死。关于他的具体罪名，史料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但可以确定的是，他并非战场上败亡，而是死于功臣旧部与朝廷之间的猜疑。
杜伏威则更为特殊。
他不是被当场斩杀的叛臣。武德五年，杜伏威入朝长安，唐高祖李渊封他为吴王，表面上礼遇甚厚。后来辅公祏在江淮起兵，朝廷怀疑杜伏威与旧部仍有牵连。杜伏威于武德七年，即624年，在长安去世，史书对其死因记载复杂，后世常把他归入“功臣难善终”的例子，却不能简单说成被李渊下令处斩。
辅公祏的道路则截然不同。他曾与杜伏威共同经营江淮，杜伏威入朝后，他留在地方掌握兵权。武德六年，也就是623年，辅公祏起兵反唐，第二年被李孝恭、李靖等人击败，押至丹阳处死。
这几个人说明，唐初所谓“开国功臣”，并不都是同一种身份。有的是李渊亲自提拔的谋臣，有的是地方武装首领，也有的是旧部将领。只要手中有兵、地方有影响力，就可能被纳入朝廷的防范范围。
李世民即位后，清理功臣的方式更加直接。张亮便是其中一例。他早年出身寒微，靠军功进入秦王府，玄武门之变前后也曾站在李世民一边。后来张亮出镇地方，交游广泛，又收养大量义子，身边逐渐形成一股复杂的人际网络。
贞观二十年，即646年，有人告发张亮谋反。案件牵涉术士、义子和私下交往，李世民下令审查后，张亮被处死。这里面既有他个人行事失当，也有皇帝对地方大员结党聚众的高度敏感。
侯君集的下场更没有多少争议。贞观十四年，他率军灭高昌，立下显赫军功，却因军中处置和私取财物受到责罚。被召回后，他没有真正放下怨气，反而与太子李承乾往来密切。
贞观十七年，李承乾谋反案败露，侯君集承认参与其中。李世民曾考虑赦免，但大臣们认为军功不能抵消谋逆之罪，侯君集最终被处死，家属也受到牵连。战场上的功劳，到了储位之争面前，已经无法成为护身符。
李君羡的案件，则带有明显的谶语色彩。他长期守卫玄武门，官职和经历都很显眼。恰逢民间流传“女主武王”的说法，加上一些牵强附会的对应，李君羡被认为可能与谶言有关。
贞观十七年，李君羡被处死。后来事实证明，他并没有发动叛乱。对皇帝而言，谶语本身未必可信，但只要它与现实中的人和地名发生联系，就足以引发恐惧。这起案件因此成为唐太宗统治时期颇受争议的一次杀戮。
真正拖到最后的，是薛万彻。
他原为隋将，后来归唐，作战勇猛，曾参与玄武门之变后的军事行动，也娶了丹阳公主。需要注意的是，薛万彻在玄武门之变前曾站在李建成一方，因此李世民虽然继续任用他，却不可能完全消除戒心。
李世民去世后，薛万彻的处境并未因此轻松。永徽四年，即653年，他卷入李元景、房遗爱等人的政治案件，被指参与谋反。案件审理后，薛万彻与房遗爱等人一同被处死。
所以，原标题中的“李渊杀3个、李世民斩4个”，更像是后人将几类功臣案件归纳后的说法，并非每一人的死因都能整齐归入同一模式。刘文静死于皇帝猜忌，辅公祏死于公开叛乱，杜伏威则死因复杂；张亮、侯君集、李君羡各有案情，薛万彻则在唐高宗时期走到终点。对这些人而言，真正决定命运的，不只是过去立过多少战功，还包括手中是否仍有兵权，以及朝廷是否还愿意相信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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