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外，授衔名单尚未完全公开，陈奇涵却已经在申报表上写下了“中将”二字。这个选择并不意外，他一向把个人名位看得很轻。真正让人意外的是，中央军委经过综合评定后，给出的结果远高于他的自报等级。
陈奇涵为什么只填中将？并非战功不足，也不是资历不够，而是他习惯把自己放在集体之后。申报表上，他还写下了一段话，大意是革命事业能够取得胜利，个人地位高低只是很小的问题。
这份表格背后，实际上是人民军队对一位老同志革命经历的全面衡量。
陈奇涵1897年出生于江西兴国。兴国后来被称为“将军县”，但在他投身革命时，这里只是赣南一个普通县份。中学毕业后，他进入滇军讲武堂韶关分校学习，随后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曾任赣军营长。
真正改变他人生方向的，是1925年进入黄埔军校。那时的黄埔，既有军事训练，也有政治教育。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陈奇涵在这里接触到共产党人，逐渐认识到，军队不能只为个人和派系服务。
同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黄埔军校担任军事教官。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后来成为开国将领的人曾是黄埔学生，而陈奇涵属于少数担任过教官的人之一。这段经历，使他既熟悉旧式军队的训练体系，也较早接受了革命政治教育。
当时，蒋介石推动“整理党务案”，要求跨党党员选择党籍。对陈奇涵来说，摆在面前的是一条看得见的升迁道路，还是一条充满风险的革命道路。
他选择了后者。
陈奇涵后来回忆，那是自己从旧军队生活转向革命道路的转折点。有人劝他留下，他的态度很明确：“个人前途可以放下，信仰不能放下。”这句话是否为当时原话已难以考证，但他的实际选择十分清楚：退出国民党，继续留在共产党一边。
1926年夏，他带领一批赣籍党员返回江西，深入赣东、赣南，参与建立基层组织。次年，朱德在南昌创办军官教育团，邀请陈奇涵担任参谋长。与此同时，蒋介石也曾向他伸出橄榄枝，许以较优厚的职位和待遇。
陈奇涵没有去南京，而是到了南昌。
南昌军官教育团不仅承担军事训练，也同地下党组织保持联系。陈奇涵负责团内党务和部分电讯工作，对起义前后的联络发挥了作用。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军官教育团成为参加起义的重要力量之一，陈奇涵还担负了保护起义领导人的任务。
起义部队后来南下受挫，但陈奇涵没有离开革命队伍。回到兴国后，他转入地方武装和根据地建设，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组织农民运动，发展革命力量。
那段日子并不只是工作艰苦。国民党方面杀害了他的两个弟弟，烧毁陈家房屋，并悬赏捉拿他。对一个地方干部而言，这意味着家庭破碎、亲人遇害，也意味着随时可能遭到追捕。
然而，陈奇涵仍在兴国坚持斗争。他组织地方武装，争取并改造旧式武装力量，逐步建立起几支红军队伍，为赣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打下基础。宋时轮后来评价他，认为他在大革命失败后能够独当一面，实际上已经成为地方党的重要领导者。
1929年，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转战赣南。陈奇涵提前筹集粮食和经费，安排接待与落脚事宜，并向毛泽东汇报兴国的组织和群众工作。毛泽东在当地开展调查和土地革命实践，陈奇涵也参加了相关干部训练。
这一时期的陈奇涵，既能做军事工作，也能做群众工作；既懂部队训练，又熟悉地方组织。这样的复合经历，在人民军队早期干部中并不多见。
长征期间，他先后在红一军团、红五军团等单位从事教育和参谋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过绥德警备司令部司令员、中央军委参谋部部长兼延安卫戍司令员，还主持抗大第三分校工作。解放战争中，他又在冀察热辽、东北和江西等地任职。
这些岗位看起来变化很大，实际都围绕着一件事：把分散的革命武装建设成纪律严明、组织严密的人民军队。
新中国成立后，陈奇涵没有转入地方行政系统，而是承担了一项全新的工作。1954年1月，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毛泽东直接点名让他负责。陈奇涵既有长期军队经历，又坚持原则，熟悉部队实际情况，因此被认为适合主持军法工作。
他上任后从制度建设做起，于1954年8月提交关于军事法庭建立和工作的报告。军事法庭随后改为军事法院，他成为首任院长，并兼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还参与审判日本战犯的工作。
正因为这段经历，陈奇涵的贡献不能只用战场上的职务来衡量。他没有担任过许多著名野战军的最高指挥官，却在军队建设、干部教育、军事司法等方面留下了独特印记。
1955年9月27日，授衔典礼举行。陈奇涵原本自报中将，中央军委最终授予他上将军衔。由此，他成为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唯一一位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军法干部。
1957年，年满60岁的陈奇涵主动要求退居二线。晚年，他陪同朱德重返井冈山，后来把朱德赠送的井冈兰制成标本，留在书房。1981年6月19日，陈奇涵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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