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6月30日，河北庆云大赵村，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黄骅参加了一场由司令员邢仁甫召集的会议。谁也没有想到，会议刚开始不久，枪声便在村屋内响起，黄骅和多名干部倒在血泊中。

这不是日军突袭，也不是敌后遭遇战。开枪者，是邢仁甫身边的警卫人员。由于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军区干部集中遇害，很快引起了基层部队的震动。

黄骅并非普通干部。他参加过长征，长期在红军和八路军中任职，后来奉命到冀鲁边军区协助整顿部队。当地党政军系统纪律松弛、军需管理混乱，正是他需要处理的问题。

问题也由此而来。

邢仁甫早年在冀鲁边开展武装斗争，确实有过作战经历，在根据地建立过程中也发挥过作用。正因为有这些经历，他在部队中拥有声望，能够掌握人事、军需和武装调动。一个有战功的指挥员，一旦把个人权力置于组织纪律之上，危险往往比普通人更大。

关于邢仁甫生活作风和经济问题，地方材料中有不少记载。比较明确的一点是，他与宣传队员宋魁玲关系密切，并为其安排职务，引发军区内部不满。有人曾当面提醒：“部队正在打仗，不能把军营当成私人的地方。”这类劝告没有改变他的做法，反而加重了双方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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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骅到任后，试图从军需和干部管理入手。邢仁甫担心权力被削弱，便对整顿采取抵制态度。账目、调令和部队指挥权，成了双方冲突的焦点。值得注意的是，公开材料对于会议前后的具体过程并不完全一致，但黄骅遇害、邢仁甫随后出逃，这两点有较多史料相互印证。

枪响之后，邢仁甫没有留下解释，而是迅速离开根据地，向敌占区方向逃亡。他带走了亲信及宋魁玲等人，先后与日伪方面接触。一个曾经指挥八路军作战的军区司令，转身把掌握的根据地情况提供给敌人，身份变化之快，令人震惊。

此后的邢仁甫，已经不是简单的叛逃人员。他接受日伪方面的安排，参与所谓“剿共”事务，活动范围涉及冀鲁边一带。抗战时期，日军和伪军依靠熟悉当地情况的叛变人员搜集情报、辨认干部、追查交通线，这种人造成的伤害，常常比陌生敌人更难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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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日本投降后，邢仁甫又改变身份，试图投靠国民党方面。这个转变说明，他并没有固定的政治信念，更多时候只是把军职、情报和熟人关系当作谋生与自保的工具。对日本人如此，对国民党方面亦如此。

新中国成立前后，邢仁甫被捕。有关审判材料将其在根据地内部制造的惨案、投敌行为以及后来参与反共活动合并查明。1950年，他在山东被执行死刑。黄骅遇害时年仅三十多岁，邢仁甫被处决时也不过四十余岁，一个死于部队内部枪口，一个死在叛变后的审判台上。

真正引起争议的，是多年后的家属申辩。

一些地方文史资料重新提到邢仁甫时，使用了“抗日将领”“八路军司令”等早期身份。邢仁甫的家人对此提出异议，认为文章过度强调后期罪行，损害了家族名誉，并试图以他早年的抗战经历，证明其并非彻底的叛徒。

这种说法混淆了两个问题：早年是否有过战功，后来是否犯下严重罪行。前者不能抵消后者，后者也不能被前者遮蔽。一个人在革命队伍中有过贡献，并不意味着他后来可以免于历史责任。

有关诉讼和文史记载的细节，因资料来源不同，仍需以法院文书、军政档案和当事人回忆相互核对，不能只凭传闻下结论。但黄骅遇害以及邢仁甫投敌的基本事实，并不会因为家属的辩解而消失。

黄骅墓前留下的纪念文字，记录的是一名抗日干部的牺牲。至于邢仁甫曾经获得过什么职务、立过什么战功，档案同样会保存；他后来怎样杀害同志、投靠敌伪，也同样无法从记录中删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