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兴二年正月戊辰，汴京城西面元帅崔立率甲卒二百横刀闯入尚书省，拔剑直指两位宰相，喝令他们交出留守之权。
这一天是公元1233年2月27日，距离金哀宗弃城南逃刚满两个月。
尚书省大堂里，完颜奴申和完颜习捏阿不面对利刃，无人敢言。
崔立随即以“京城危困已极”为由，扶立梁王完颜从恪为监国，派人向驻扎在青城的蒙古大将速不台请降。
青城，这个地名对中原王朝而言并不陌生。
一百零七年前，北宋徽、钦二帝也是在这里被金军掳走。
如今轮到金朝宗室在同一个地方，向另一支来自北方的军队低头。
汴京城内已经没有多少人有力气关心城头变幻的大王旗了。
过去的一年里，这座曾经拥有百万人口的都城经历了两轮围城、一次大疫和漫长的饥饿。
当崔立打开城门时，城内活着的人已经不到原先的一半。
金哀宗完颜守绪是在天兴元年十二月离开汴京的。
名义上，他率军“东狩”，北渡黄河去收复失地。
实际上，他是从一座死城里逃出去的。
他离开的那个冬天，汴京早已不是他刚登基时那座“人物繁阜、市井喧阗”的汴梁了。
这座城的命运，在一年前的那个春天就被注定了。
天兴元年正月，蒙古大军在三峰山全歼了金军最后的野战主力。
十五万精锐一夕间覆没，金朝再无可用之兵。
拖雷和窝阔台的主力随即南下，兵分三路逼近汴京。
三月，蒙古军合围攻城，金军依托城墙拼死抵抗，守将赤盏合喜使用“震天雷”与飞火枪击退蒙古军的数次进攻。
围城十六昼夜，双方伤亡惨重，“内外死者以百万计”。
但蒙古军也未能破城，速不台见一时难以取胜，接受了金朝的议和请求，暂时退兵河洛。
然而退兵之前，蒙古军做了一个决定：将城外所有居民驱赶入城。
这个命令的表面理由是“保护”，实际目的是制造粮荒。
汴京原有的居民加上从河南各地逃来的难民、溃散的军士和他们的家属，总人口迅速膨胀到两百万左右。
城内的粮食储备远远不够维持这个数字。
蒙古军走后，汴京城短暂地松了一口气。
四月，金哀宗宣布改元“天兴”，大赦天下，好像一切都还有希望。
希望只持续了一个月。
天兴元年五月辛卯，公历1232年6月1日，本应是初夏时节，汴京城却突然“大寒如冬”。
气温的骤降如同一记闷棍打在满城饥民身上。
围城数月来，百姓以草根、树皮乃至皮革充饥，身体早已虚弱不堪。
寒潮之下，各种疾病开始蔓延。
起初只是零星的发热咳嗽。
城内有限的几个医馆里，大夫们按伤寒、风寒的方子开药，麻黄、桂枝、柴胡，方子换了无数，病情却不见好转。
十几天之内，全城十二座城门都有棺木运出，而且越来越多。
关于这场瘟疫的确切性质，当时的人无法判断，后世的学者也争论不休。
有学者认为，从患者“发热、痰结、咳嗽、咳血”等症状来看，极可能是肺鼠疫。
也有学者根据名医李杲的记载推断，这可能是一种与营养不良密切相关的疾病在极端环境下的暴发。
李杲当时也在围城之中，后来撰写了《内外伤辨惑论》来总结这次疫病的诊治经验，他称之为“壬辰药祸”——认为大量的死亡与医者误诊误治有关。
不管病因如何，死亡的速度是确定的。
《金史·哀宗本纪》的记载只有冰冷的两行字：“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
五十天，从十二座城门运出的棺木超过九十万具。
这个数字还不包括那些贫苦到没有棺木、被草席裹着抬出城外的死者。
按照学者考证，当时汴京城内的总人口约两百万，这场瘟疫夺去了近一半人的性命。
与瘟疫相伴而来的是饥荒。
闰九月，金廷下令搜刮城内所有民粮，每户只准留下三个月的口粮，余粮全部上缴。
这道命令名为“备荒”，实际效果却是把仅有的存粮集中到了官府手中。
市面上的粮价一日数涨，一升米要卖到数两银子，普通百姓根本无力购买。
大疫之后的汴京城里，“人相食”三个字开始出现在各种记载中。
最初是偷食饿死在路边的尸体，后来发展到杀人充饥。
死者的肉被剐下来混入其他肉类中出售，买的人明知是什么肉，也装作不知。
七月，金哀宗在汴京城内做了一件此前历代王朝几乎没有做过的事：为瘟疫中的死难者设立祭坛。
他派官员在城中各处设醮祈禳，试图以道教的仪式安抚亡魂。
但在满城腐尸的臭气中，几柱香烟能起什么作用呢？
八月，搜刮民粮的命令被短暂废止，因为实在搜不出什么了。
九月又重新开始，这一次连贫民家中仅存的一点口粮也被收走。
到十二月，汴京彻底断粮。
金哀宗召集近侍白华问计，白华建议皇帝效法春秋时纪国国君“以酅入齐”的办法，离开都城去依靠外地的军队，留下一位亲王监国。
哀宗同意了这个方案，下诏命参政完颜奴申等人留守汴京，自己率少数随从趁夜色出城，渡过黄河去往卫州。
他走的那天夜里，城中百姓大多不知道皇帝已经离开。
第二天天亮，有人发现宫门紧闭，禁军撤走了大半，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哀宗北渡黄河后，攻卫州不克，又折返南岸，带着身边仅剩的六七个人逃往归德。
次年夏天，蒙古与南宋达成协议合围蔡州，哀宗在蔡州被围数月后自缢于幽兰轩，金朝灭亡。
金哀宗后来在蔡州被围期间，曾对身边的大臣回忆过汴京的繁华。
他说起自己年少时，祖父金宣宗曾带他登上汴京的城墙，指着城内的百万人家说：“此皆我祖宗积德累功，以遗子孙者。”
言罢泪下。
那段回忆里的汴京，街市上店铺林立，御街上车马络绎，相国寺的钟声每日清晨准时响起，大相国寺前的万姓交易市场喧闹到深夜。
这些景象在1232年的瘟疫和饥荒之后，大部分变成了空宅和荒地。
汴京的遭遇并不是第一次。
一百零五年前，同样的城池，同样的围困，同样的疫病，曾经发生在北宋人身上。
靖康元年冬天，金军第二次南下围攻汴京。
宋钦宗据城固守，各路勤王兵马被金军逐一击破。
围城持续了数月，城内粮食渐尽，百姓开始食用树皮、草根和战马。
据《宋史·五行志》记载：“建炎元年三月，金人围汴京，城中疫死者几半。”
围城期间，金军为了获取木材，将城外宋人的坟冢尽数掘开，取出棺木充当马槽，抛骨于野。
尸体腐烂后污染了水源和空气，城内“疾疫大作”。
当时的一位太学生记录下了城内的惨状：“盖自围闭，诸生困于齑益，多有疾病，迨春尤甚……病疫发肿者，往往至毙。”
太学中的学生从七百余人减少到不足五百人，死亡人数超过两百。
《三朝北盟会编》记载了围城中的汴京百姓如何在饥饿与疫病中挣扎。
到城破之时，北宋宗室、后妃、百官被金军押送北上，沿途“死者过半”。
徽钦二帝被掳至五国城，北宋灭亡。
两次围城之间隔了一百零五年。
进攻者从女真人换成了蒙古人，守城者从赵宋皇室换成了完颜宗室。
但围城的方式、瘟疫的蔓延、饥荒的惨状，几乎一模一样。
更讽刺的是，一百多年前金军掘宋人坟墓引发瘟疫的做法，在一百多年后的汴京围城中被蒙古军如法炮制。
元好问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
汴京被围时，他正在城中，困了将近两年。
他写下了《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其中一句是“郁郁围城度两年，愁肠饥火日相煎”。
另一句是“白骨又多兵死鬼，青山元有地行仙”。
元好问在汴京围城中做的最重要的事，是保护了一个后来影响整个中国文学史的孩子。
当时有一位名叫白华的官员，他的儿子白朴年仅七岁，在围城和瘟疫中与家人失散。
元好问在混乱中找到了这个孩子，带着他一起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
白朴后来成为元曲四大家之一，写出了《梧桐雨》和《墙头马上》。
汴京城中的瘟疫和饥荒让城里的百姓没有等到蒙古军的下一次进攻。
当速不台在1233年春天再次围城时，城内已经没有了抵抗的力气。
崔立的投降与其说是背叛，不如说是在一座已经死去的城市上，做了一件迟早要做的事。
金朝灭亡后，元好问没有殉国。
他选择活下去，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编纂了《中州集》和《壬辰杂编》，把金朝一百多年的诗文和史料保存了下来。
他在《中州集》的序言中写道，自己这样做是为了“使一代人物之盛，不随世而尽”。
汴京城的第二次瘟疫发生在1232年，距离第一次靖康瘟疫105年。
两次瘟疫都发生在围城期间，都夺去了城内半数以上的人口，都直接加速了政权的覆灭。
这中间隔着的105年，对一个人来说很长，对一座城市和一种文明来说，却只是弹指一挥间。
金朝在汴京陷落后又撑了不到一年。
哀宗在蔡州自缢，末帝完颜承麟在位不足一个时辰便死于乱兵。
那些曾经在围城中活下来的百姓，有的被蒙古军掳往北方，有的死于随后的饥荒和战乱，少数人在废墟中继续生活。
汴京城在元朝初年逐渐恢复了一些生气，但再也没有回到北宋或金朝盛期的规模。
瘟疫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往往比我们愿意承认的更加关键。
它不像战争那样有明确的胜负和壮烈的场面，也不像政治变革那样有清晰的因果链条。
它只是在某个特定的时刻，以某种看不见的方式，改变了力量的平衡，加速了本已注定的结局。
1232年的汴京大疫不是金朝灭亡的根本原因。
三峰山之战后，金朝已经失去了翻盘的可能。
但瘟疫让这座都城失去了继续抵抗的能力，让金哀宗失去了坚守的信心，让整座城市在两百万人的规模上，缩减到了不足百万。
当蒙古军第二年再来时，他们面对的不是一座可以据守的坚城，而是一座已经死了一半的废墟。
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北宋。
靖康年间的瘟疫并未直接导致北宋灭亡，但它让汴京在围城中变得更加虚弱，让守城的军民在瘟疫和饥饿的双重打击下丧失了斗志。
一百年后轮到金朝时，一切只是重复。
汴京城北的黄河依旧东流。
城墙上被炮石砸出的缺口已经被后来的修缮填补，城内的街巷名称大多沿用至今。
但1232年五月那五十天里从十二座城门运出的九十万具棺木，已经随着泥土和雨水融入了开封地下。
元好问在《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的最后一首中写道：“秋风不用吹华发，沧海横流要此身。”
他没有选择在城破时死去，而是选择了承担记录和传承的责任。
也许在他看来，比一座城池的存亡更重要的，是让后人知道这座城池里曾经发生过什么。
从1232年到今天，汴京城又经历了无数次围城、瘟疫和灾难。
明末李自成围开封时，城内再次发生人相食的惨剧，与三百年前几乎一模一样。
每一次灾难来临时，人们都会想起上一次。
金哀宗离开汴京的那个夜晚，城中还有大约百万活人。
第二年崔立开城投降时，城内人口已经不足原来的一半。
这中间的差距，有很大一部分是那五十天的瘟疫造成的。
从十二座城门运出的棺木排成的队列，如果首尾相接，可以从汴京一直排到洛阳。
汴京城的瘟疫并没有被当时的人充分记录。
金朝的史官大多在蔡州被围时殉国或散失，后来编纂《金史》的元朝史官只能依据零星的档案和幸存者的回忆。
元好问的诗词成了最直接的见证，李杲的医书成了最详细的病理记录，而九十万这个数字则成了一个无法被忽视的注脚。
五月辛卯那天开始的寒潮，到七月才彻底消退。
汴京在瘟疫过后的第一个夏天里，到处是无人掩埋的尸体和无人耕种的土地。
城外的蒙古军撤走了，但城内的死亡还在继续。
瘟疫后的饥荒持续了将近一年，直到金哀宗离开时仍未缓解。
开封城的地下埋藏着层层叠叠的过去。
唐朝的汴州、五代的后梁、北宋的东京、金朝的南京、明朝的周王府，一层压着一层。
天兴元年的那场瘟疫，在开封地下不过是一层薄薄的灰烬，夹杂着来不及掩埋的骨头和生锈的医药用具。
但这一层灰烬，见证了一个王朝在一百零五年的轮回中，最终以与它的敌人同样的方式结束了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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