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月，上海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国务院副总理、上海市原市长陈毅从北京赶回会场。代表们原以为，他只是出席会议，没想到陈毅一开口，便谈起了一个特殊议题：希望大家支持荣毅仁出任上海市副市长。
会场里一时安静下来。荣毅仁并非中共干部，而是上海工商界颇有影响的人物。陈毅却很坦率地表示，这是毛主席交给他的任务，要请代表们认真考虑荣毅仁的任职问题。
这次“拉票”，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争取选票，而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一次公开肯定。荣毅仁的身份、经历和影响力，正好说明了当时国家在探索什么样的经济道路。
荣毅仁出生于1916年，祖籍江苏无锡。荣家经营棉纺织业，父亲荣德生与伯父荣宗敬都是近代民族工业的重要人物。荣家企业规模庞大，曾在上海、无锡等地拥有多家纱厂，在中国民族资本家中具有代表性。
但“富家子弟”的生活，并不等于一帆风顺。抗战期间，荣家企业遭受严重损失，战后又碰上物价飞涨、社会动荡和市场萎缩。1946年，荣德生还曾遭到绑架，家族为此付出沉重代价。这场变故让荣家更加清楚，单靠财富很难抵御时代风浪。
荣毅仁没有像部分家人那样离开大陆。上海解放前后，他观察到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驻扎期间尽量不扰民，这些细节使他对新政权逐渐产生信任。1949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把民族资产阶级纳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也让许多工商界人士看到了继续办实业的可能。
荣毅仁留在上海，不只是守住家业，也开始参与公共事务。抗美援朝期间，他积极捐资，并在工商界开展宣传和动员工作。企业经营中的劳资矛盾、市场困难和政策调整，他都必须面对。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曾多次关注荣家企业的处境，强调对民族工商业要区别对待，不能把所有资本家简单看成同一种人。
1950年，荣毅仁第一次见到毛泽东。那一年，他34岁，虽然拥有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但面对新中国最高领导人，仍然十分拘谨。毛泽东询问荣德生的情况，也谈到民族工商业应当为国家建设服务。对荣毅仁而言，这种接触改变了他对政治和企业关系的认识。
1955年以后，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逐步展开。荣毅仁并没有采取观望态度。1956年，上海工商界接受公私合营，荣家企业也纳入国家统一管理。对一个出身于大资本家的企业家来说，这不是简单的产权变更，而是一次人生方向的转换。
有意思的是，荣毅仁并非没有疑问。1956年，他曾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提出，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究竟属于对抗性矛盾，还是可以处理为非对抗性矛盾。这个问题十分敏感，却也很现实。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讲话，明确指出，在中国具体条件下，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可以通过正确处理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并用和平方式解决。这个回答，实际上回应了荣毅仁此前的顾虑。
因此，陈毅在上海人大会议上的公开推荐，就有了更深的背景。陈毅熟悉上海，也了解荣毅仁的能力。他对代表们说：“荣家是我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荣毅仁既爱国，又有办企业的本领。”
这番话的重点，不在于给荣毅仁戴上一顶特殊帽子，而在于说明一个道理：民族资本家只要接受国家安排、愿意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同样可以成为国家治理和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陈毅还强调，荣毅仁熟悉国内外工商界，能够发挥一般干部难以替代的作用。
会议最终通过选举，荣毅仁当选上海市副市长。对当时的上海来说，这个结果具有象征意义。一个曾经拥有庞大家族企业的实业家，经过公私合营后进入政府领导班子，显示出国家对人才使用并不只看出身，也看其能力、态度和实际贡献。
二十多年后，荣毅仁又迎来一次重要转折。1979年，邓小平邀请他等工商界人士座谈，提出要把资金和人才都调动起来。荣毅仁没有接受担任传统政府部门领导职务的安排，而是建议创办一家面向国际市场的综合性企业。
1979年10月4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北京成立，荣毅仁出任董事长。创业初期条件并不宽裕，他把私人住宅提供出来办公，还拿出个人资金帮助公司周转。中信后来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在引进资金、开展国际合作和探索金融业务方面，承担了特殊任务。
荣毅仁在中信工作14年，长期高强度处理事务，并据有关回忆没有领取工资。1984年，中信实业银行获批成立，成为中国较早探索商业银行业务的机构之一。1985年7月1日，荣毅仁加入中国共产党。1993年，他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离开了自己亲手创办的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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