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立陶宛莱帕林吉斯，考古人员在一处旧安全机构院落的地下发现了几具遗骸，其中一具被确认属于尤萨斯·维特库斯。这个名字，曾经令苏联安全部门长期追查，也曾在立陶宛恢复独立后被重新塑造成民族抵抗象征。
遗骸发现时，距离尤萨斯死亡已经过去76年。法医提取了遗骨样本，并与其家族成员进行脱氧核糖核酸比对，最终确认了身份。遗体随后被安葬在维尔纽斯的安塔卡尔尼斯公墓，家属等待了大半个世纪，终于等到一个明确结果。
尤萨斯出生于1901年12月10日，家乡位于立陶宛西北部的马热基艾区。父亲曾带着全家前往伦敦谋生，却因语言、疾病和生活困境返回故土。少年时代的尤萨斯在那里读书，还学会了拉小提琴。这个细节，与后来那个穿行于森林、指挥武装人员的形象相距甚远。
1918年立陶宛建立独立政权后，年轻的尤萨斯进入公共部门工作，随后考入考纳斯战争学校。独立战争结束后，他没有停留在基层军职，而是继续深造，后来赴布鲁塞尔皇家军事学院学习军事工程。1938年，他已经成为立陶宛陆军中校，并在考纳斯战争学校教授相关课程。
他的家庭生活也相当稳定。留学期间，尤萨斯与热那亚·格里包斯凯特结婚，两人后来有了七个孩子。倘若没有欧洲局势的剧烈变化，他很可能会继续在学校任教，成为一名典型的军事教育者，而不是多年后被埋在旧总部院落下的抵抗者。
1940年，立陶宛被苏联并入。尤萨斯一度留在原有军事体系中，负责维尔纽斯的后勤与基础设施工作。1941年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后，局势骤然翻转，他离开苏军，加入立陶宛积极分子阵线，在地下组织中担任参谋，并向成员讲授军事工程知识。
这段经历本身就很复杂。立陶宛地下政治力量既反对苏联控制，也与德国占领时期的政治环境发生纠葛，不能简单归结为单一立场。1944年苏军重新进入立陶宛后，尤萨斯担心此前的活动引发清查，转移到南部祖基贾地区，表面上担任林业公司的会计。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地下联系重新恢复之后。他没有长期躲避，而是着手组织武装抵抗，建立祖基贾地区的游击指挥机构，制定行动规则，并组建梅尔基斯游击队。1945年11月18日，相关组织重新划分活动区域，后来形成南部游击区，尤萨斯成为主要负责人。
他试图把分散的林间武装改造成一支有制度的队伍。游击人员使用统一代号，尽量规范服装，还出版《自由之钟》报纸，并颁布一些内部规章。在尤萨斯看来，森林并不只是藏身之所，也可以成为指挥、宣传和维持组织秩序的基地。
但理想化的正规军模式，难以适应残酷的清剿环境。游击队缺少稳定补给、重武器和安全通信，队伍越有组织，越容易成为对手重点追踪的目标。1946年7月2日，尤萨斯在拉兹迪贾伊地区森林中指挥行动时与苏联内务部门部队交火，身负重伤，押送途中死亡，终年45岁。
关于他的遗体，此后长期没有确切下落。有人认为遗体被秘密掩埋，也有人猜测遭到转移。由于当时的记录零散，家属只能凭口述和档案碎片寻找线索。直到2022年，调查人员把目光重新投向莱帕林吉斯旧总部院内，地下遗骸才让这段悬置多年的故事有了实物证据。
立陶宛恢复独立后，尤萨斯的身份被重新评价。1997年，他获追授一级维蒂斯十字勋章；次年又被追授上校军衔。考纳斯的工程部队以及部分街道使用过他的名字，多地还树立纪念碑。1949年，立陶宛抵抗组织也曾授予他自由战士称号。
遗体确认之后，尤萨斯的家族参与了电影创作。导演艾格尼·萨兰斯卡特此前拍摄过关于他的纪录片，也接触过立陶宛抵抗运动题材。由于资料、回忆和家族记忆彼此交错，剧本写作并不轻松。家属常会提出质疑：“不，尤萨斯不是那样的人。”
这句话听起来简单，却点出了历史人物影像化的难处。档案中的尤萨斯，是军官、教师和地下组织负责人；家属记忆里的尤萨斯，则是丈夫、父亲和长辈。电影《我希望如此，尤萨斯》首映后，导演维陶塔斯·兰茨贝吉斯评价说，很难判断看到的是纪录片还是艺术作品。对创作者而言，这句评价本身，也成了影片最特别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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