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是社会的灯塔，其既以“天下为己任”，更以“真理为依归”。澎湃新闻·私家历史联合大学史研究者张淑锵，特别推出“大学堂”系列，回望中国高等教育的起源与大学师者的风骨，重温那些关于求是、存真、独立、自由与担当的大学精神与人文传统。不仅重述校史，更要追问：大学为何而立，知识为何而求，教育又应当培养怎样的人。
1956年8月10日，上海徐家汇车站人声鼎沸。交通大学的上千名教职工、家属和学生身负行李，登上西迁专列；印有“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主题语的粉色乘车证，映照着西迁师生的报国初心。历经四十多个小时奔波，列车于8月12日下午抵达西安。9月初，从全国招录的2133名新生到西安新校址报到；9月10日，迁校后的首次开学典礼在西安人民大厦隆重举行。此时，一所六千人的现代高等学府在西安拔地而起。
1956年西迁教职员工所用乘车证
交通大学创办于1896年，至西迁之际已在上海发展一甲子，与东南地区工业经济与社会结成了盘根错节的关系。为何中央决定其整体西迁？又是在短短几年内如何完成迁移并在西北深深扎根的？要说清这段历史，我们需要走近西迁事业的带头人——交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彭康。彭康是西迁事业决策的主要参与者、组织指挥者，也是定名西安交大后的首任校长。解读彭康，不仅能读懂交大西迁创业何以成功，更能把握其内在的深层逻辑，亦能管见新中国老一辈红色教育家在探索社会主义新型大学道路上的非凡胆识与卓越智慧。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到大学校长：一位革命者的教育人生
1901年8月，彭康生于江西萍乡，早年留学日本，在京都帝国大学研习哲学。在当时日本左翼思潮风起云涌的环境中，他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沉心研读马列经典，寻求救国之路。1927年底，正值大革命低潮之际，他毅然放弃即将进行的学位论文答辩，回国投身革命，于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代理书记，参与发起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创造社后期核心人物之一。1928年至1930年间，他翻译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恩格斯《费尔巴哈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汇编出版哲学文集《前奏曲》。1930年在上海英租界不幸被捕，羁押于提篮桥牢狱和江苏苏州反省院达七年之久。狱中，遵照党组织指示，他把监狱变成学校，组织难友学习马列主义和文化知识，于1937年8月获释。
彭康（1901-1968）
抗战全面爆发，经党组织批准，彭康奔赴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投身抗日民族革命，此间完成了由理论革命者到实践教育家的重要转型。他先后在中共中央中原局、华中局、华东局、山东分局从事思想文化宣传与干部教育领导工作，历任安徽省工委书记，鄂豫皖区委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秘书长，华中局宣传部部长兼华中党校校长、华中建设大学校长，华东局宣传部部长，山东分局宣传部部长兼党校校长等职。值得一提的是，在战火纷飞、物资匮乏、人员流动频繁的敌后根据地，他主持华中党校、创办华中建设大学，长校华东大学，新中国成立伊始还领导了华东大学与原山东大学的合并，为新山东大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华中建设大学创办历程，尤能体现彭康的办学治理能力。1944年冬，为适应解放区干部培养需要，并为抗战胜利后储备建设人才，华中局决定在华中党校基础上创办华中建设大学，校址设在苏皖边区盱眙县新铺，校长由彭康兼任。“解放区的大学同其他的大学有其不同；一是培养造就能为人民服务的人才，而不是培养升官发财的为反动统治者服务的人才；二是培养造就真正能替人民做事，能把人民事业推向前进，而不是造就浑浑沌沌的人才，因此我们的教学的方针是学用一致！”建大初设政治、经济、民运、文学四个系，1945年春首届招生，课程既有抗战形势与党的政策教育，也有专家学者讲授的专业知识，彭康主讲《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里汇聚了国内知名的专家，如国内知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姚耐，著名文化人何峰、黄源，音乐家章枚，美术家胡考，名记者范长江、恽逸群等等。1946年3月，建设大学预科结业。对于建设大学，美国《密勒氏评论》记者爱德华·罗尔波在其长篇报道《华中建设大学》中，称赞其为“世界上最新式的大学”，这里实行“上课与工作相交换的制度”，倡导“学习自由”。1946年4月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了该篇报道。
1952年，毛泽东主席签署任命书，任命彭康为交通大学校长；1953年1月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部批复其任校党委书记。1953年7月1日，彭康正式到校任职，由此执掌交大十四载，是这所百年学府任期最长、影响最深的校长之一。
1952年彭康出任交通大学校长任命书
彭康到任时，全国高校大范围的院系调整刚刚落下帷幕。交通大学半数系科与师资被调整调出，正面临办学重新定位、制度重建、师资重组等系列难题。如何让底蕴深厚的交通大学，在探索社会主义新型大学的历史新纪元中发挥先锋示范作用，是他始终思考、着力推进的核心任务。
办学中，彭康坚持学习苏联教育模式与立足本国实际相结合。1955年1月，彭康主持召开交通大学首届党员大会，确定学校工作的总方针是面向教学、面向学生，这就是交大人讲了几十年的“两个面向”。“两个面向”的思想，不仅明确了学校一切工作以培养人才为中心、以育人为根本任务，也界定了党组织在学校工作中的职责。他强调：“党的工作应该是通过思想工作、群众工作，来保证面向教学、面向学生这一方针的贯彻。”
“教学质量高不高，关键在于教师的水平”。在师资建设上，彭康指示专门设立教师科统筹师资培育，这在当时高校机构设置中是一项创举；同时在教务处设立教学法研究科，定期组织全校教学法研讨会。1956年，学校举办首届教学法经验交流大会，上海各高校均派代表与会观摩学习。他倡导尊师重教，重视教师思想建设。1956年，他亲自开设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讲座，并主持制定高级知识分子入党五年规划；他重视交大育人传统的总结传承，提炼出独具特色的“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十二字箴言，受到高教部的重视。
正是这一时期校准的办学方向、搭建的制度框架和凝聚的师资力量，为日后西迁决策的推进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实事求是：在落实国家部署与克服现实约束中推进西迁
交大西迁源于国家战略部署。“一五”计划时期新中国国防与工业建设向内地倾斜，西北地区尤以陕西为建设重点。国家重点建设的156项工程中，陕西省布局有24项，规模与辽宁省并列全国第一。然而，旧中国留下的高等教育资源，六成以上集中于沿海地区，这种畸形局面，严重制约着新中国工业化的建设部署与长远发展。1955年3月30日，高等教育部党组向国务院并周总理呈报《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一九五五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报告提出削减沿海高校基本建设任务、相应扩建内地学校，同时建议沿海高校内迁，交通大学由上海迁往西安的动议名列其中。4月，该文件先后经陈毅、陈云、朱德、刘少奇、彭真、邓小平等同志审阅，转至周总理办公室。同期，高教部已通过电话将交大内迁西安的部署告知彭康校长。5月召开的全国文教会议，将交大等院校内迁列入政策安排，后形成专题报告，由林枫6月呈报毛主席批准。
1955年3月30日，高等教育部向国务院并周总理呈报的《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一九五五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及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
接到部署伊始，彭康即组织召开党委会、校务委员会研究迁校推进工作；5月亲赴西安勘定校址、划定校园功能分区，推动形成《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关于迁校问题的决议》；10月新校舍开工；11月颁布《交通大学迁校方案》。整个西迁的部署与落地，节奏迅速、秩序井然：决策、勘址、设计、施工、搬迁、开学环环相扣。
选址一事，尤能体现彭校长的长远眼光。新校址选定于兴庆宫遗址以南、明城墙东南角，占地1200亩，按1.2万名学生规模规划。校址环境力求安静，远离工业区和商业区，尽量靠近市区，交通便利，利于师生生活；为将来发展预留空间，做到教学区与生活区相互分离。这一方案的科学性，已为改革开放后西安交大发展的实践所印证。
1956年是西迁的高潮年。5月下旬，一批先遣职工和家属迁往西安；7月20日，张鸿副教务长带领第一批教职工及家属抵达；8月10日，苏庄副校长率上千名师生员工及家属乘专列从徐家汇出发。9月10日，开学典礼如期举行，迁校过程顺利推进，“没有因迁校‘晚开’一天学，没有因搬迁‘少开’一节课，没有因安装‘迟开’一门实验”。
“边建设、边搬迁、边开学”，是交通大学西迁历程中基建工程与教研秩序协同推进的生动写照。交通大学西迁秉持“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的核心使命，按照中央迁校要求，学校办学规模扩大一倍，当年启动建设、次年实现开学。为响应西北工业建设对高层次专业人才和科技服务的迫切需求，彭康统筹各项任务、一体推进落实，在各条战线建立党组织，为迁校工作提供组织保障。1956年首批师生抵达西安时，校舍主体仍在施工，迁运、营建、教研各项工作同步开展：图书与仪器设备由铁路专列运抵，师生参与搬运装配，并利用课余时间参加校园基建、绿化劳动；科研与社会服务同步布局，学校先后增设计算机、自动控制、原子能等新专业，实验室规模较迁校前扩大一倍，形成以教学为中心、基建为保障、科研与社会服务等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既完成了高等教育资源由沿海向内地的战略转移，也为西部工业与科教体系积累了早期人才储备、奠定了制度基础。
真正的考验发生在1957年。1956年4月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提出要统筹沿海与内地工业发展。在沿海重效率、内地管长远的方针指引下，上海工业基础“必须充分利用”；同时，万隆会议召开、国际局势趋缓，原先“离开国防前线”的迁校理由随之弱化。上海各界对迁校利弊看法不一，部分师生心生顾虑。加之，交大原址又成立了南洋工学院，由交大承担筹备任务。1957年四五月“鸣放”期间，围绕迁校如何兼顾沿海、内地发展，更好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全局的讨论广泛展开，一度对既定迁校方案的实施造成影响。
中央对待西迁方案的态度，体现出对西迁部署实施复杂性的充分估计。5月23日至25日，周总理连续三天听取各方面意见；28日下午，听取彭康等交通大学领导汇报，当晚又邀请交大多位教授在中南海座谈，会议从19时持续至次日凌晨两点。此后，又分别听取上海造船学院、南洋工学院、西安动力学院、西北工学院、西安航空学院以及中央有关部委、沪陕两地党委等相关单位关于交大西迁的意见。6月4日，国务院召开专题会议，周总理分析指出：1955年决定交大内迁支援西北建设，照顾国防是必要的。1956年是可搬可不搬，也可以由交大支援一部分。到1957年西安已招收两千多名新生、校舍基本建成，家也搬了一半，已是“骑虎难下”。他指出，西北过去落后，但将来必须成为我国建国的稳固后方，有条件成为中国的乌拉尔；西北是苦，不仅有风，而且有大风，青年正应在风霜中锻炼。总理提出高、低、折中三个方案，强调：“交大同仁一言一行必须照顾大局，一切应从团结出发”“总的原则是求得合理安排，支援西北的方针不能变”，并明确交由交大师生自主讨论确定方案。
彭康领导的校委班子，对西迁的态度十分坚决。彭康始终坚定认为：“迁去是对的！”他多次申明，迁校对，必须迁，“这是从长远来看，并不是一两年就可以看出来的”。从北京返校后，彭康第一时间组织召开党、政、群、团各方面会议，传达周总理讲话精神，号召“实现第一方针、保证实现第三方针”。他郑重指出：“我们在理解中央方针时，有三个方面必须引起重视：一、要考虑到交大去的作用；二、交大迁不迁去，并不是一个学校自己的问题，如果光是一个学校那倒也简单，交大迁不动就会影响到许多去参加西北建设的人；三、这件事还牵连到党与高级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他着重阐明：“交大的问题不简单，我们不要光考虑交大在上海怎样，在西安怎样，不能老是在交大这个范围里考虑问题，要把眼光放得宽些、远些。”他再次重申：“交大这个问题牵涉到各个方面，牵涉到合理部署问题，我们要进一步认识到自己的责任，认识到我们这所学校‘不单是交大的交大，而是人民的交大’，要把党和人民利益看得高于一切。”6月25日，校常委会讨论通过交大分设西安、上海两部分的原则和方案；7月29日，校党委正式通过新方案——交大分设西安、上海两地，两部分为一个学校、一个系统，统一领导，呈报高教部。9月5日周总理亲笔致信杨秀峰，同意迁校新方案。1959年7月31日，国务院批复同意交通大学上海、西安两个部分分别独立成为上海交通大学与西安交通大学。西迁部署到此初步完成。
1959年7月31日，国务院批复同意教育部关于交通大学上海、西安两个部分分别独立为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的报告。
西迁部署的落实，是师生员工及家属众志成城、通力合作的成果。首先是党委班子的率先垂范。彭康带领老交大17位党委委员中的16人奔赴西安，确保了交通大学优良革命传统在西安的落地生根、接续传承。1959年10月，中央正式任命彭康为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年过半百的彭康面对上海各方面的挽留，坚定地说：“我应该去。”
其次是做老教授的知心朋友。西迁创业“首先依靠老教师，提高老教师，加强新老教师团结”作为党员“要在政治上、生活上、工作上关心他们，从组织上、制度上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要克服不关心、不接近教师，不民主、不虚心的作风”。尤为可贵的是，彭康投入大量精力推进老教授的入党工作。张鸿、赵富鑫、严晙、黄席椿、周惠久、庄礼庭、徐桂芳等一批西迁教授，均在西迁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的骨干带头作用和创业热情被进一步激发，成为西迁创业的模范力量。
再次是系统保障，解除教职工后顾之忧。在彭康推动下，学校协助解决教职工家属工作调动问题，迁建小学、幼儿园，兴办附属中学；还从上海迁来成衣、修鞋、理发、洗染、煤球制作等生活服务部门，保障校园生活在黄土地上正常运转。为此，很长一段时间，西安交通大学曾被誉为“小上海”。这些事务看似琐碎，却是保障教师长期扎根的基础条件。
迁校的成功，不等于办学的成功。最大的考验在校舍建成之后方才开始：在工业基础薄弱、配套条件不足的西北大地，如何建成一所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大学。
科学部署：在黄土地上扎根创业
彼时西北工业基础薄弱、高教资源稀缺，办学条件异常艰苦。彭康校长紧扣国家战略、西北建设与学校使命，跳出短期安置思路，以系统科学、着眼长远的方略统筹学校建设。他坚守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办学根本，围绕办学定位、学科布局、党的领导、师资队伍，人才培养模式开展全方位系统性规划，构建起西安交大扎根西北、服务国家的办学体系。依托一系列持续务实的办学举措，学校实现了从搬迁落脚到深度扎根西北的重大跨越，办学水平与人才培养质量得到显著提升。
“愿尽毕生之力办好西安交通大学”是彭康校长的夙愿。1959年3月，交通大学西迁基本收官，西安交通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同步入选中共中央指定的重点建设大学，是当时中西部地区唯一入选高校。对标重点大学建设任务，结合西安交通大学扎根西北办学实际，1964年彭康明确提出，要把学校建成一所“出人才、出成果、出产品、出经验”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大学，立志“为国家多培养几个钱学森”。“四出”目标中，“出人才”是根本，“出成果”代表学术追求，“出产品”体现面向工业建设的服务能力，“出经验”要求凝练可推广的社会主义一流大学办学经验。
学科是西迁创业重要抓手。在彭康校长带领下，学校精准对接西北电力、机械、能源、国防工业等核心产业需求：一方面夯实交大机械、电机、动力等传统优势学科，持续为西部重工业输送骨干人才；另一方面，响应中央“向科学进军”号召，把新学科的增长点重点布局在西安新校区，牵头筹建无线电工程系、工程物理系、工程力学系，重构适配西部发展的尖端学科体系。1956年8月16日，《人民日报》报道，交通大学将在西安设置高压技术、内燃机车制造、冷却机和压缩机及装置等新专业；此后又陆续兴办无线电、计算机、自动化控制、核反应堆等一批新兴专业，在全国高校中处于较早行列。计算机专业于怡元、郑守淇、胡正家等教师，均为我国第一代计算机研制骨干，1961年编著出版国内第一套《电子数字计算机原理》。正如彭康所言，办学既要“为今天的生产服务，也要为明天的需要打好基础”。
立足西迁办学实践，结合《高教六十条》要求，彭康总结提炼出办好社会主义大学的关键两条：坚持党的领导、抓实教师队伍建设。这一论断切中社会主义大学办学育人的根本，相关经验获高教部认可，并在全国推广。党的领导首先体现在办学方向上，彭康反复强调，必须把办学的政治方向摆在首位，“交大是国家的、社会主义的交大，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在党建治校实践中，他推动建设完善党委领导下、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牵头制定党支部、教研组（室）等系列工作条例，明确师生党支部工作重心；要求党务工作者懂业务、能授课、杜绝空谈政治。彭康还亲自参与马列课程备课、讲授党课，筑牢学校办学治校的政治根基与组织根基，推动党的领导深度嵌入教学科研各环节，依靠政治优势保障办学秩序、提升教学质量。在教师队伍建设上，彭康将其列为学校战略性工作，立足当前需求与长远发展深入调研，牵头制定1962—1965年教师培养规划，常态化、制度化推进师资培育，着力打造又红又专的高水平教师队伍。依托传帮带、交流研修等机制，充分发挥老专家作用，选派教师赴国内外知名高校、科研机构深造，助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彭康依靠党的领导锚定办学方向、凝聚发展合力，依靠优质教师队伍夯实育人根基、传承学术底蕴，二者协同支撑人才培养根本任务，为独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道路提供了有益借鉴。
“红专结合”与“真刀真枪”是这一时期西安交大人才培养的两大核心取向。“红专结合”回答“为谁培养人”的问题。彭康强调红专并重，要求学生既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又要掌握真才实学；他倡导“思想活跃、学习活跃、生活活跃”，树立独立思考、追求真理的优良学风。针对将政治与业务割裂甚至对立的错误倾向，他尖锐指出：政治离开业务就成了“幽灵”，“红必须专，红而不专就是不红”，“我们决不能培养空头政治家”；落实到教师建设上，他提出“教师红专统一，学生才能红专统一”，并将培养更多钱学森式人才看作“最大的政治”。“真刀真枪”回答“怎样培养人”的问题。学校将毕业设计与生产实际紧密结合，让学生“真刀真枪”地做真题目、解决真问题。1958年，水利系率先试行“真刀真枪”毕业设计，至1964年在全校普及；1965届毕业生赴16个地区的65个厂矿、研究所与农村，承担切削刀具寿命、柴油机油耗、农村电网勘察等真实课题。真实生产课题成为教学内容的源头。“红专结合”确立育人方向，“真刀真枪”明确实践路径，二者统一于“以教学为主”的制度安排。
结语
交大西迁，并非一所大学简单的校址搬迁，而是在迁校历程中完成学科重构与精神重塑的创业历程。面对国家工业布局与西部高等教育建设的战略需求，彭康作为建校掌舵人，坚决服从国家大局，主动放弃东部成熟办学条件，牵头敲定迁校实施方案，系统统筹师资调动、校舍筹建、学科部署、教学接续等核心工作，妥善化解迁校初期物资匮乏、设施简陋、人员不稳等诸多难题，完整保留交大办学文脉与优良治学传统，在西北快速搭建起现代化高等教育办学体系。彭康胸怀国家发展大局，秉持无私奉献的担当，主动扛起办学兴邦重任；以艰苦创业的韧劲攻坚克难、扎根西部，依靠系统科学的办学举措，为西部科教振兴、国家工业人才培养筑牢根基，为西迁精神的熔铸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杨澜涛（西安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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