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4年，咸阳附近，秦王嬴政再一次派人请王翦出山。此时的王翦已经告老归里，表面上病体缠身，实际上却在观察朝廷风向。秦国刚刚经历李信伐楚惨败，楚国主将项燕声势正盛，能否拿下楚国，已不只是一次普通战事，而是决定统一大业能否继续推进的关键。
几年前，秦军灭韩、破赵，又迫使燕国势力节节后退，连续胜利让朝廷上下信心高涨。嬴政因此召集李信、王翦商议攻楚，问两人各需多少兵马。
李信认为二十万人足够，王翦却回答：“非六十万人不可。”
这两个数字，反映的不是简单的胆量差异，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战争判断。李信看重秦军连胜之后的锐气，认为楚国已显疲态；王翦则盯住楚国的纵深、人口和动员能力，知道楚地广阔，若不能一次投入压倒性兵力，秦军很可能陷入持久战。
嬴政更相信年轻将领的锐气，觉得王翦年老谨慎，甚至带有几分保守。于是，二十万秦军交给李信，王翦便以身体有恙为由退居频阳。史书没有把这件事写成激烈争执，然而王翦的退让本身，就已经说明他不愿用不足的兵力去冒险。
李信出兵之后，起初进展顺利。秦军一路推进，似乎印证了他的判断。可楚军并未真正崩溃，项燕保存实力，伺机反击。秦军在胜利中逐渐松懈，项燕抓住机会发动突袭，李信所部遭到重创。秦军的锋芒被突然截断，嬴政也不得不承认，王翦此前的判断并非胆怯。
值得一提的是，李信并不是庸将。秦军攻燕时，他曾率部追击燕太子丹，迫使燕王杀丹献首。嬴政称许其勇，正是因为看到了李信的战场表现。朝廷需要培养新的将领，不能永远只依赖王翦一人，李信获得伐楚机会，背后也有这种用意。
但楚国不是已经衰败的韩国，也不是王室内部屡有变化的赵国。楚地辽阔，贵族势力深厚，项燕又善于调度。李信的败退，使嬴政重新面对一个现实：统一六国的战争，不能只靠一腔锐气，更要靠兵力、粮道和统帅的耐心。
问题随之回到王翦身上。
嬴政亲自前去请他。王翦没有立刻答应，而是继续推说有病。这个举动看似倨傲，实则相当谨慎。此前嬴政刚说过他“老”且“怯”，转眼又要请他统率秦国大军。若王翦马上领命，容易显得争功；若故意摆出受辱姿态，又可能触怒君主。
于是，他把姿态放低，直到嬴政明确要求，他才表示愿意出征。与此同时，王翦提出了一个颇让人意外的条件：请求大量良田、住宅和园池，留给子孙。
嬴政听后不免发笑，说道：“将军即将出征，还担心贫困吗？”
王翦答道：“臣只是想趁此机会，为子孙置办些产业。”
这段对话见于《史记》。表面看，王翦像是在贪图家产；实际上，这恰恰是他向嬴政递出的政治信号。秦国几乎把全部精锐交给他，六十万大军握在一人手中，任何君主都会有所戒备。王翦若表现得无欲无求，反而可能让人猜测他另有打算。
有意思的是，王翦在大军出发前，曾多次派使者向嬴政请求兑现赏赐。身边将领都觉得不太体面，甚至有人劝他收敛一些。王翦却解释说，秦国精锐尽归自己统率，若不替子孙多求田宅，秦王反而会怀疑自己。
这不是寻常意义上的贪财，而是用可见的私利，证明没有不可见的野心。王翦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只求家产、无意争权的老将，让嬴政相信，他关心的是家族安置，不是借军权改变朝局。
至于把家人置于赏赐宅田之中是否等同于“人质”，史料并未直接这样表述。更稳妥的理解是，田宅让王氏家族与秦廷形成了更紧密的利益联系，也使王翦的身家荣辱牢牢系于秦国。对一位手握重兵的统帅而言，这种公开而现实的牵连，本身就是一种安全保证。
出征之后，王翦没有急于求战，而是屯兵练卒，修筑营垒，反复磨炼军心。楚军多次挑战，他始终坚守不出。项燕无法判断秦军虚实，只能等待秦军露出破绽。王翦则让士卒休整，暗中观察楚军动向，等到楚军撤退时突然追击，一举击破楚军主力。
公元前223年，秦军攻灭楚国。王翦完成了嬴政最难完成的一场战争，也证明六十万兵马并非夸张，而是对楚国国力作出的准确估计。李信的失败，成了王翦判断的反证；王翦的胜利，则建立在耐心和克制之上。
王翦真正高明的地方，不只是能打胜仗，更懂得如何在功劳、军权与君主猜忌之间保持分寸。良田豪宅看似俗气，却替他挡住了“功高震主”的锋芒。秦国完成统一后，王翦父子都得到善终，这份结局，与他在出征前反复索取田宅的谨慎，脱不开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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