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史台别称乌台，王安石变法后新党要打旧党，苏轼是首要目标，既是个人的打击，也是一场政治斗争。苏轼无疑是这次案件中损失最大的一方，他被一贬再贬，彻底远离朝堂中心，但这也间接成就了一个伟大的诗人。
那时候旧党大旗是司马光，可老司马躲在洛阳，不问政事，那帮靠变法等爬上去的新党成员心里非常慌，神宗皇帝要是哪天清理王安石的旧班底，启用司马光的旧党，这帮新党成员的地位便非常危险。于是他们找了一个名气大、又没躲起来的旧党成员，往死里参劾，就是给全天下看，谁再乱说话，乱反对，这就是下场。
一、御史中丞-李定
何正臣六月以《湖州谢上表》为由率先对苏轼发起攻击，称苏轼的言语中满是诽谤、讥笑、谩骂朝廷政事，对新法诋毁和讥讽，无视朝廷威严，他的这个发难神宗并没有太过在意。李定等人见没有任何效果，于是一个月后再次上书猛烈攻击苏轼，直接给按上四条大罪，一称其怙终不悔，其恶已著；二称其傲悖之语，日闻中外；三称其言伪而辨，行伪而坚；四称其陛下修明政事，怨不用己。此四条一出，是要直接把苏轼一棍打死。神宗迫于压力，只得下令将苏轼抓捕。
苏轼下入大狱后，李定担任主审官，神宗的这个决定差点让苏轼命丧黄泉，因为李定作为弹劾者、作为状告人，是不能够参与审讯的，这样显然不合理。期间李定加大打击面，将苏轼有关的高层人物一一弹劾，力图把旧党言论网一锅端，只能说神宗没有完全按照他的套路走。御史台完成审讯后，将苏轼案移送大理寺，大理寺根据审讯的结果对苏轼做出了判决，对其杖责和罢官，大理寺将判决报告呈报神宗后，神宗最后的批复是降为黄州团练副使，这比大理寺的判决还轻。按照当时御史台的想法，肯定判他一个斩立决。
二、御史中丞-舒亶
舒亶历任临海县尉、监察御史里行、御史中丞等职，乌台诗案发生时，他担任监察御史里行（里行=实习/低阶言官），隶属御史台察院。他早年凭借单骑进入西夏，受到张商英举荐（张商英后来官居宰相），得以超擢，其雷厉风行的做事风格受到御史台的赏识。乌台诗案中，为了扳倒苏轼，他一首首比对诗集，把诗句硬套到政策上，让苏轼无从狡辩。他呈送神宗的札子上言语极为激烈，称苏轼“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他呈送的材料非常详细，神宗不得不接招，于是批示送交中书省审议。
他担任言官期间，不单弹劾了苏轼，还弹劾了自己的恩人张商英，致使宰相张商英被撸下来。
三、太常博士-皇甫遵
皇甫遵历任太常博士等职，乌台诗案发生时，皇甫遵的本官是太常博士，御史台点名借调，命其拿逮捕令去抓捕苏轼。他火速前往湖州，罢苏轼湖州任、押回御史台问话。船经过太湖，舵坏暂泊，苏轼夜里想投水，被吏卒盯死没成。苏轼抵京后，被直接送御史台知杂南庑收押。
四、御史里行-何正臣
何正臣历任御史里行、吏部侍郎、潭州知州、宣州知州等职，早年经蔡确举荐入台，之前沉在地方当主簿、县尉一类小官。元丰二年苏轼刚把《湖州谢上表》呈送上去，何正臣便率先发难，猛烈攻击苏轼，他以上表为基础，结合坊间传闻，称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请求将其缉拿处理，以示天下，这是整桩乌台诗案第一封正式弹章。收到奏章后，神宗没有过多处置。李定等人后续接力上状，几波叠加之后，此案才会爆发。
五、国子博士-李宜之
李宜之历任国子博士、淮南东路提举常平等职，国子博士隶属国子监，管太学生教学等，官职在七/八品。淮南东路提举常平则是常年奔波于淮东各州县巡历督查，有监察权，属于一个小官，但是非常上进。当他碰上乌台诗案这种大案时，他迫切的需要一展身手。他上书检举苏轼，称苏轼题的《灵璧张氏园亭记》讥讽朝政，给此案加了一把火。
六、中书侍郎-张璪
张璪历任缙云县令、知谏院、复知谏院兼侍御史、知谏院，判国子监事、参知政事、中书侍郎、郑州知州等职，苏轼入狱后，神宗点名让其审理此案。不知神宗的用意是让旧友互保，还是旧友反水，但是从结果来看是旧友间的反攻（两人感情要好）。案发生时，他已位居知谏院兼侍御史知杂事，数兴大狱，甚得右相王珪的倚重，故在此案中的表现，直接会影响他的仕途。
审理此案时，他没有对这个旧友手下留情，态度极其恶劣，史料载他颐指气使，但凡有为苏轼开脱者，都被其严厉斥责。
七、三旨相公-王珪
就当时的弹劾来看显然极为不正常，这是风闻奏事、摘句罗织、党争清洗叠加的结果，就弹章本身来看是站不住脚，但是程序把他硬生生地送进了台狱（有状子、有刊本物证、有风闻权、有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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