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刑事法院第三审判分庭在2026年10月8日公布了一份裁定，认定杜特尔特具备出庭受审的能力，这份裁定的日期是9月28日，公布时间距离原定开庭日期11月30日大约一个半月。
三名独立医学专家组成的评估小组在报告中一致认为，杜特尔特能够理解针对他的指控内容，能够理解诉讼程序的目的和后果，能够跟进庭审进程，也能够就辩护策略向律师作出指示。
审判分庭驳回了辩护方提出的两项请求，一项是要求进行补充医学检查，另一项是要求质询参与评估的专家小组成员。
法官给出的理由是辩护方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推翻或削弱专家小组的结论。
杜特尔特从2025年3月12日被移交给国际刑事法院以来，一直关押在海牙斯海弗宁恩的拘留中心。
他的辩护团队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反复以健康状况为由提出申请，有时是请求临时释放，有时是请求推迟程序，这些请求先后被预审分庭和上诉分庭驳回。
2026年4月23日，预审分庭确认了检方提出的全部指控，包括三项反人类罪中的谋杀和谋杀未遂，案件被正式移交审判分庭，审判定在2026年11月30日开始。
医学专家小组在报告中提到，杜特尔特确实存在与年龄和身体虚弱相符的身体和认知方面的减缓，但正式测试没有发现可靠的证据表明他存在严重的认知退化。
报告还指出，与之前的评估相比，他的健康状况有所改善，改善的原因包括拘留中心提供的医疗护理和药物调整，专家小组建议在没有出现不良健康事件的情况下，每六个月重新评估一次他的认知能力。
健康问题在这起案件中从来不只是纯粹的法律议题，对杜特尔特家族而言，杜特尔特本人的身体状况构成了一道政治上的缓冲带。
只要身体不适、无法应诉的说法能够维持下去，案件就可以被拖延，杜特尔特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留政治体面，而他的女儿、现任副总统莎拉·杜特尔特也能够在相对可控的环境中推进自己的政治布局。海牙的裁决把这层缓冲带拿掉了，而且拿得很彻底。
要我说，健康牌之所以关键，是因为它同时服务于法律防御和政治防御两套逻辑，法律上拖延审判，政治上维持家族核心人物的象征性存在。
一旦法庭用医学报告封死这条路，杜特尔特家族失去的不只是时间，更是让支持者继续相信“还有转机”的理由，这种心理预期的崩塌，往往比法律裁决本身更具杀伤力。
莎拉目前面临的麻烦不止于父亲的案件，2026年5月11日，菲律宾众议院以257票赞成、25票反对、9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针对她的弹劾条款。
弹劾指控涵盖四个主要方面：机密资金的使用问题、未解释的财富来源、贿赂指控，以及涉及针对总统马科斯等人的威胁言论。
具体内容包括副总统办公室和教育部名下约6.125亿比索机密资金的拨付和使用问题，以及她本人和配偶名下涉及的金融交易，案件随后移交参议院，参议院作为弹劾法庭进行审理。
参议院的审理过程也不平静，2026年5月11日，参议院发生了一次领导层变动，时任参议长索托被罢免，卡耶塔诺接任。
这一变动被普遍认为与弹劾审判的走向有关，杜特尔特阵营在参议院中原本希望能够控制局面，但马科斯阵营随后联合了阿基诺三世家族和部分独立派参议员进行反制，参议院中的力量对比在审判开始前就已经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在我看来，众议院高票通过弹劾条款并不意外，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参议院领导层在同一个时间点发生变动。
索托被罢免、卡耶塔诺接任，说明马科斯阵营在审判开始前就完成了程序性布局，弹劾审判的胜负往往在开庭前就由议席结构和议程控制权决定，杜特尔特阵营失去参议长职位，等于失去了程序上的第一道防线。
正是在这个节点上，前参议员安东尼奥·特里兰尼斯四世展开了他的行动，特里兰尼斯在菲律宾政坛的经历比较特殊，他做过海军军官，当过参议员，参与过两次兵变，长期以来是杜特尔特家族的公开批评者。
他在弹劾审判中被检方从证人名单中移除之后，选择了一条法庭之外的路径，他召开记者会，指控莎拉及其丈夫马纳塞斯·卡皮奥关联的企业和基金会收到了来自中国方面的大额资金，涉及金额数亿比索。
特里兰尼斯的具体指控包括：一家名为Calle 88的食品公司收到了来自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的汇款，总额约3.19亿比索，这家公司以卡皮奥为大股东；莎拉创立的Malasakit基金会收到了约1.5亿比索的捐款；此外他还声称杜特尔特家族从一名被指控为毒枭的人士那里收到了1.81亿比索。
反洗钱委员会官员随后在弹劾法庭作证时确认，那笔3.19亿比索的汇款确实存在，而且因为缺乏相应的法律或贸易义务、目的或经济合理性而被标记。
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声明说，涉及大量外国资金流入且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可疑交易必须接受审慎评估，国安会将检视弹劾程序中提出的相关信息，并指示情报和调查机构与相关部门协调。
总统府新闻官在记者会上使用了“满洲候选人”这个说法，表示与一名“满洲候选人”打交道是危险的。
我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否认相关指控，称其为虚假叙事，驳斥有人利用中国议题进行政治操作，莎拉的发言人则回应说，特里兰尼斯多年来一直针对杜特尔特家族散布谎言。
其实我觉得，特里兰尼斯从证人名单中被移除后转向记者会，这个动作本身就说明弹劾法庭内的证据门槛他跨不过去。
但反洗钱委员会确认3.19亿比索汇款存在且被标记，又让指控有了可验证的锚点，这种“法庭外爆料、法庭内印证”的组合，真正的作用不是定罪，而是在选民心中制造一个难以洗清的印象，舆论场的怀疑一旦形成，法律上的无罪推定很难完全抵消。
从菲律宾政治运作的实际情况来看，弹劾审判的胜负往往不完全取决于法庭上的证据链是否严密。
法庭举证需要经得起交叉询问和证据规则的检验，容错空间小，任何瑕疵都可能被对方抓住，舆论造势则不同，它可以快速制造印象，在选民心中植入怀疑。
尤其在选举周期临近的时候，公众形象的损耗比法律风险更加致命，特里兰尼斯选择先开记者会再让案件进入审理程序，走的正是这条路径。
国防部长等官员随后呼吁开展安全调查，官方层面的介入让事件的性质从个人爆料升级为国家安全议题，莎拉一方从主动应对转为被动防守。
菲律宾政治的一个结构性特征是家族色彩浓厚，2022年大选时马科斯家族与杜特尔特家族结成同盟，但利益分配上的矛盾在执政后逐渐显现。
杜特尔特本人作为家族的核心人物，对反对派构成威慑，使得矛盾长期处于潜伏状态，当他被羁押在海牙、政治影响力被实质性削弱之后，这种威慑力随之消散，积压的对立情绪集中释放。
两边的目标都很清楚，杜特尔特家族要保住莎拉的参选资格，守住家族在政坛的位置，对立阵营则希望通过弹劾审判和舆论压力的双线推进，剥夺莎拉担任公职的资格，清除2028年大选中的一个主要竞争者。
海牙的裁决在这个时间节点出现，为对立阵营提供了一个外部助力，让原本胶着的局面出现了倾斜。
制度层面的问题同样值得注意，菲律宾的政治体系对核心政治人物的个人影响力依赖较深，制度的约束力和稳定性相对有限。
一个政治家族的兴衰很大程度上绑定在核心人物的状态和话语权上，核心人物一旦失去行动能力或政治庇护能力，整个派系掌握的资源、人脉和影响力都会快速流失。
这种断层很难在短期内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弥补，也就给反对派留出了操作空间，菲律宾要改变这种局面，需要在几个方向上做出调整。
司法程序应当尽可能剥离政治属性，避免成为派系打压的工具，政治资金的监管需要更加透明，尤其是涉及境外资金流入的部分，需要有清晰的规则和可追溯的机制。
更长远的课题是降低政治家族对权力的垄断程度，让权力更替更多地依托制度规则而不是派系博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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