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玉良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已经过去十余年，但围绕他的争议从未平息。有人视他为“中国文学的骄傲”，也有人指责他“抹黑中国”“丑化八路军”“美化日本鬼子”等等。我个人认为：莫言是一个“人性复杂派”，他独创的“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把自己当罪人写”理念体现的是人的复杂性，但与伟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是有所不同的，而要理解莫言创作理念的形成，必须回到他的起点。
莫言本名管谟业，1955年生于山东高密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童年留给他的记忆是刻骨铭心的饥饿感和孤独感。他曾在访谈中回忆：“童年时的我极其孤独，在荒芜的草滩中只能与动物为伴。我渴望与天上的鸟、地上的虫交流，看着漫无边际的蓝天会浮现出无数个故事。”这段经历后来成为他文学创作的“富矿”。1984年秋，莫言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恩师徐怀中指导下，他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作品。真正塑造莫言创作理念的，是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氛围。那个时期，各种思想思潮空前活跃，莫言坦言，美国作家福克纳和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给了他重要启发。有学者指出，“1980年代的文化意识、文学观念及深层知识型转换，塑造了莫言的人性观、文学观及其小说的独特思想与美学形态”，这是理解莫言思想形成的关键背景：他是在“突破”延安文艺讲话的思潮中成长起来的。
在我看来，莫言创作实践的“三句话”是其核心理念的集中体现：“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把自己当罪人写。”。而延安文艺讲话的核心是什么？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群众、深入生活，歌颂人民群众，暴露敌人的黑暗。讲话强调文学的阶级性和政治功能，要求文学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武器。而莫言曾公开表示：“文学艺术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它更应“暴露黑暗”。于是我们看到，莫言在创作中打破了正面人物“高大全”的脸谱化写法，也写英雄的软弱，也写英雄的七情六欲，甚至英雄也有“丑陋”的地方，这在文学技法上并非不可理解，但问题在于，当这种写法系统性地应用于革命历史题材和英雄人物时，就产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冲突：延安文艺讲话要求歌颂工农兵、歌颂革命英雄，而莫言的笔触却倾向于“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把自己当罪人写”，这意味着他的创作要表现人物的复杂化，这对习惯了英雄“高大全”的读者看来，其创作倾向变成了对民族记忆的消解。
莫言本人对延安文艺讲话的态度，其实有过明确的表述。2012年获奖后，他在记者见面会上说：延安文艺讲话“是一个历史文献，它的产生有历史的必然性。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它对推翻腐朽政权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今天再看，确实有巨大的局限，比如过分强调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过分强调文学的阶级性而忽略了文学的人性”。他进一步表示说：“我们这一代的作家，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写作的时候，就已经认识到了《延安文艺讲话》的局限，我们所有的创作都是在突破这个局限。”
这段话是理解莫言创作思想的关键。他并不否认延安文艺讲话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积极作用，但他认为，文学的发展必须超越阶级性和政治性的束缚，回归到“人”的立场。莫言说：“我是站在人的角度，写人的情感、人的命运，我的小说突破了阶级和政治的界限。”延安文艺讲话的逻辑起点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而莫言主张的逻辑起点是“人”——超越阶级、超越政治的人性。当莫言将“人性”置于“阶级性”之上时，我们就看到了不被批评者接受的情节，比如他在《丰乳肥臀》中将中国遇难同胞与侵华日军“合葬”的情节，比如他在散文中将美国投向日本的原子弹称为“不可饶恕的罪恶”的表述，批评者并未批评莫言的叙事技巧或语言风格，而是批评他的文学作品中传达的“政治立场”不正确。于是讨论莫言的文学作品，不再是讨论他写得好不好，文学性如何，而变成了讨论莫言的政治立场问题。比如毛星火、金一群就是对莫言的激烈批评者。
我认为：莫言思想的形成，是个人经历与时代思潮共同作用的结果，童年苦难赋予他独特的生命体验，80年代的思想解放为他提供了超越既有框架的精神资源，福克纳和马尔克斯则为他打开了通往“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的道路。在莫言的创作实践中，文学是“人的文学”，它超越阶级和政治，探索人性的复杂与幽暗。莫言创作思想与延安文艺讲话精神的分歧，是两个时代两种文学观的碰撞，这成为中国文学在时代变迁中无法回避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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