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3日，北平东交民巷，东北野战军部队伴随军乐声通过街口，沿途群众挤满道路两侧。许多人并不清楚，这条看似普通的街巷，曾经被外国军队严密看守，中国人甚至不能自由出入。那一天，队伍没有停留，也没有与任何人交涉，只是整齐地向前行进。
这一幕的分量，不在于走过了多少路，而在于谁重新取得了通行的权利。东交民巷原名江米巷，因南方漕运粮食在此转运、储存而得名。明清时期，这里靠近皇城，周边分布着衙署、仓库和官府机构，位置十分重要。
晚清之后，江米巷的性质逐渐改变。外国使节来华后，陆续在这一带设立机构。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清政府被迫签订《辛丑条约》。条约规定，东交民巷一带划为使馆界，外国可以驻兵、修筑防御设施，中国军警不得进入。
一纸条约，使皇城脚下出现了一个特殊区域。这里挂着外国旗帜，有各国兵营和使馆，街口设岗，普通百姓经过时往往要绕行。北京居民称它为“国中之国”，这种叫法并非夸张，而是对国家主权被割裂的直接感受。
更刺眼的是，清政府虽然名义上仍统治北京，却无法在自己的都城内行使完整权力。东交民巷的围墙，隔开的不仅是几座建筑，也隔开了中国政府的法权与外国势力的特权。近代中国屡次受辱，往往就体现在这种日常细节中。
民国成立后，旧条约并没有自动消失。北洋政府无力改变局面，后来南京国民政府也长期受到国际环境和国内战局牵制。抗日战争期间，这片区域又被日本控制。抗战胜利后，外国势力仍试图维持原有地位，东交民巷的归属因此成为一个敏感问题。
北平和平解放，为解决这段旧账创造了条件。1949年1月31日，北平守军接受改编，人民解放军进城时间经过慎重安排，没有在春节前仓促举行仪式。2月3日，部队举行入城式，军车、炮兵和步兵通过城门，市民夹道欢迎。
据当时参加接管工作的人员回忆，群众看到解放军经过东交民巷时，反应尤其强烈。有人说：“这回，街道真正属于中国人了。”这句话朴素，却点中了几十年屈辱的核心。
不过，入城式并不等于问题已经解决。外国使馆和兵营仍然存在，部分国家还保留着旧有特权。新政权面对的，不只是几座房屋和一批人员，更是帝国主义在华体系留下的制度性障碍。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清理旧有外交特权被提上日程。1950年1月6日，人民政府发布有关处理外国在华兵营、机关和房地产问题的布告，要求收回外国在北京占有的兵营及相关地产，东交民巷自然成为重点。
消息传出后，美国等国提出交涉，试图以旧条约和所谓“既得权益”为依据，要求保留原有安排。美方的态度很明确：不愿轻易交出兵营和房产。中国方面的答复同样明确，旧中国被迫接受的不平等安排，不能成为新中国继续承认的依据。
毛泽东在处理这类问题时，强调过“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这句话并非针对某一个国家，而是对新中国外交秩序的总体要求：先清除旧中国留下的特权，再按照平等原则同各国建立关系。
周恩来主持具体交涉时，态度也十分坚决。面对外国方面的反复照会，中方人员曾表示：“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旧账不能照旧算。”话不多，却没有回旋余地。
此后，北京军管部门开始接收有关房产和兵营。法国、荷兰等国较早办理撤离，美国方面一度拖延，经过交涉后也不得不退出。英国使馆的处理相对复杂，直到1950年春，相关人员才陆续撤离，原有使馆区的特殊格局随之瓦解。
这场交涉没有演变成武装冲突，却是一场主权较量。清政府当年面对列强，只能签字赔款；而新中国面对联合施压，依据的是人民解放军控制全国主要城市的现实力量，也是新国家已经建立完整政权的事实。
东交民巷的变化，因此不能只理解为一次房产接收。它意味着外国军队不能再在北京城内自行驻扎，外国使馆不能再拥有凌驾于中国法律之上的特权。那道存在近半个世纪的围墙，拆掉的是砖石，改变的却是国家权力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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