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后期的北京，兵部官员面对一份地方武职缺单时，不能只看官阶高低，还要先辨明它属于哪一类官缺。因为同样是副将、参将，若所占的缺不同，能够参与竞争的人员、办理程序，甚至最终裁定方式，都可能不一样。
清代武职铨选，核心并不是简单的“谁有本事谁上”，而是官缺与身份、资历、功绩、任职地点之间相互配合。兵部负责审核和办理，但不少重要职位还要经过军机处开列，交由皇帝裁定。
地方武职大体分为八旗系统和绿营系统。八旗官缺中，有左翼、右翼之分，也有上三旗、下五旗之别，还会按照具体旗分设置相应缺额。不同旗缺并非可以随意通用，人员来源有严格界限。
营缺的范围更广。京师巡捕五营、各省督抚和提督、总兵所辖水陆营，以及河营等，均可归入营缺。营缺又分满洲缺、汉缺等类型，某些沿边地区的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和守备，往往明确规定由特定身份的人员补授。
卫缺主要与漕运有关。直隶、山东、江南、江西、浙江、湖广等地的漕运卫所，都有相应武职，职责在于保障漕粮转运和沿途秩序。这类官缺原则上属于汉缺，具有鲜明的事务性。
门缺则与京师城防相联系，主要指内九门、外七门的门千总。门缺通常属于汉军缺，城门领、城门吏则不完全按照门缺办理，仍归入旗缺体系。看似都是守卫城门，制度归属却并不相同。
身份限制也很关键。蒙古人员可以补授满洲缺，满洲、蒙古和汉军人员又可以使用汉军缺，卫缺同样可以由汉军人员补授。由此可见，八旗人员在武职铨选上享有制度性便利，这与文职官员的身份差等是一脉相承的。
有了官缺分类，才谈得上授官。八旗武职大致采用“开列”和“拣缺”两种办法。开列多用于高级职位，八旗副都统以上以及驻防将军、都统、步军统领等重要武职，通常不是兵部直接定人，而是由兵部会同军机处列出候选名单，请皇帝钦定。
所谓开列，并不是把所有候选人一股脑送上去，而是先依照资历、身份和任职经历筛选。皇帝看到的，是经过制度过滤后的名单。这个环节体现了清代高级武职任命中的中枢权力。
拣缺则更多用于中下层旗营官职。参领、城门领以下职位，常由本旗、本营或所属衙门在应升人员中挑选，再由兵部办理引见。各省驻防协领以下，以及部分边地、水师和牧厂官职，也有类似做法。
若本处没有合适人员，便从在京本旗补选，或者由各旗营共同推补。这样做既照顾了旗籍关系，也避免地方驻防因缺乏合适人选而长期空缺。
绿营武职的程序更复杂，常见的有开列、题补、拣选、推补和月选。提督缺通常属于重要职位，除非皇帝特别指定，一般由兵部通知军机处开列候选人。多数总兵缺也遵循类似办法，不过个别重点镇仍需选出正、陪人员，带领引见。
副将以下的职位，题补较为常见。督抚可以在应升人员中奏请补授，但副将并非全部属于题缺，有些要调补，有些由兵部拣选或推补，具体取决于缺额性质和地方规定。
题补内部还有“预保”和“拣发”之分。预保主要用于湖南、陕西、甘肃、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福建等地的部分武职。督抚、提督和总兵从有资格升任者中保送，兵部审核引见后登记在册，日后遇缺时优先考虑。
拣发则带有临时差遣性质。地方需要补充武职人员时，督抚可以奏请挑选，但人数受到限制。副将、参将不得超过两人，游击、都司不得超过四人，不能因为地方缺人便无限扩大名额。
兵部拣选，主要是从候补人员中挑出合适者，开单后引见。推补与此相近，却更侧重从在职、且品级略低的武官中推荐。月选则按照常规程序，每月办理人员外放，和文职官员的月选制度相互对应。
清代武职授官还有一道不能绕开的关口，就是资格核查。兵部要查资俸，也就是任职年限和候补次序；要看科名、奉旨日期等依据，通常按规定排定先后，不能只凭个人关系改变次序。
军功则是另一套尺度。武官若在战事中立功，可能获得破格升用，甚至不必等待通常的资历期限。武进士分发营伍后，还要接受弓马骑射和军械使用等方面的考核，能否胜任军职，不能只看出身。
任内是否有纠参案件、疏防责任，也会直接影响升补。正在守制，或因父母年老申请终养者，同样不能进入正常升补程序。年龄也有限制，旗人年过五十五岁，一般不得再保送绿营；绿营副将以下年满六十三岁通常休致，千总则可延至六十六岁。
籍贯审查同样重要。月选武职要回避本籍和寄籍，防止官员在熟人、亲族众多的地方任职。于是，一份看似普通的武职任命，实际要同时经过官缺分类、人员身份、资历功绩、案件记录、年龄籍贯等多重核验。
清代地方武职的授官制度，表面看是兵部办理升补，实质上却是旗制、军制与皇权共同作用的结果。提督、总兵等高级武职重在开列请旨，中下级官员则更多通过题补、拣选、推补和月选完成。官缺不同，路径不同，这正是清代武职铨选最鲜明的制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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