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1日，广西全州附近，红一军团指挥部正在紧张转移，林彪、聂荣臻和左权面对的，不只是追兵，还有一条随时可能被撕开的防线。

湘江战役打到这个时候，中央红军已经付出沉重代价。部队由长征出发时的八万多人，减少到三万余人，许多连队只剩下零散战士。军团指挥部一旦被敌军咬住，后果很可能不是局部失利，而是整个转移行动遭到打击。

这天中午，指挥部附近看似平静。饭还没有吃完，警卫员突然冲进来报告，敌人已经逼近。聂荣臻出门查看，很快确认来军并非零星侦察，而是成股推进的部队。

撤离命令随即下达。

指挥部转移后，林彪没有立即追究谁的责任，而是先问敌人从哪里突破。战场上，缺口本身比情绪更重要。只有找到突破点，才能判断是兵力不足、部署失误，还是有人擅自后退。

调查结果指向红二师四团一带。这个团由耿飚任团长，杨成武任政治委员，承担的正是阻击任务。林彪随即找到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罗瑞卿，要求他赶往四团查明情况，并下达了极为严厉的处置命令：如果耿飚确有临阵退缩、故意放敌等行为，就地枪毙。

这道命令，放在当时并不令人意外。长征途中，军令如山。一个团的防线失守，可能让数万人的转移陷入危险；而一旦有人擅离阵地，后撤造成的连锁反应，很快就会传遍整条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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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瑞卿带人赶到四团时，耿飚并没有躲避。他身上披着一条毯子，脸色发白，身体还在发抖。罗瑞卿开口便问：“为什么让敌人突破了？”

耿飚没有辩解，而是把战斗经过讲了出来。四团面对的敌军数量占优，阵地连续遭到冲击，官兵伤亡极重。负责坚守突破方向的战士几乎全部战死，杨成武也在战斗中负伤，耿飚本人还带人同敌军拼过刺刀。

有意思的是，罗瑞卿没有只听团长口述。他要求到阵地实地查看。到了现场，弹坑、遗体和遗落的武器说明，那里经历过近距离恶战。阵地不是无人防守，而是守军在伤亡殆尽后，才被敌人冲开。

事实摆在面前，耿飚并不存在故意放敌或临阵脱逃的问题。罗瑞卿随即放弃执行军法，并把情况如实上报。军队纪律必须严格，但严格并不等于不问经过；战场责任也不能把所有失守都简单归结为个人怯战。

随后，罗瑞卿注意到耿飚身上的毯子，询问缘由。警卫员解释，团长原本就患病，连续作战后高烧加重，浑身发冷，只能临时找毯子裹住。罗瑞卿摸了摸他的额头，确认体温很高，便让他休息，并表示会向上级说明情况。

然而，罗瑞卿离开后，耿飚并没有躺下。四团丢失的阵地仍在敌军手里，若不尽快夺回，敌军就可能继续向纵深推进。于是，他重新组织部队，带着余下人员发起反击。

子弹很快打光。

据警卫员回忆，耿飚拿起大刀冲向敌阵。刀砍坏了，警卫员就再递上一把；一把接一把，究竟换了多少柄，连身边的人也记不清了。这个细节未必能完整呈现战场全貌，却能说明当时战斗已经近到何种程度：枪械失去作用，阵地争夺退回到刺刀和冷兵器。

杨成武后来回忆那场战斗，写到敌军一批批压上来，红军从远距离射击打到近距离射击，又从射击转入拼刺。烟尘遮住视线，喊杀声连成一片。四团不是凭借完整建制守住阵地，而是在伤亡极大的情况下，用反复冲击拖住了敌人。

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付出了数万人的伤亡。全州、兴安、灌阳一线的战斗，看上去是一个个团、一个个阵地的争夺，实质上却关系到中央机关和主力能否渡过湘江。

耿飚后来长期担任重要军政职务，但在那场战斗中，他首先是一个守在阵地上的团长。林彪的命令体现了战时纪律的锋利，罗瑞卿的调查则留下了另一面：军法可以严，判断却必须建立在事实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