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前后，长江水面上，彭玉麟常站在一艘旧式战船的船头，手里没有华贵佩饰，身边也少有仪仗。湘军水师正在鏖战，这位出身文吏的将领，却总把最危险的位置留给自己。
彭玉麟是湖南衡阳人，生于1816年。父亲彭鸣九做过地方小官，以清廉闻名，却因此得罪乡里势力。父亲早逝后，家境困顿，彭玉麟只好进入军营，担任掌书记一类的职务，靠微薄薪俸养家。
他原本把科举视作正途。遗憾的是，彭玉麟文章不差，书法却不合当时馆阁体的要求，屡试不第。湖南学政高人鉴看出他的才学，破格提携，使他获得继续求取功名的资格。这个知遇之恩，彭玉麟一生没有忘记。
太平军兴起后，湘军开始组建。曾国藩多次邀请彭玉麟出山，彭玉麟起初并不答应。当时母亲刚去世，他正在守孝，也不愿靠军功换取官职。曾国藩写信劝他：“国事如此，家又怎能独安？”这句话击中了他的心事。
彭玉麟于是离开家乡，投入湘军。与许多只熟悉陆战的将领不同，他很快把精力放在水师建设上。他主持整顿船队，改进火炮配置，也吸收西式水战方法。湘军水师后来能够控制长江部分要道，与他的经营分不开。
战场上的彭玉麟，确实把“不要命”做到了极致。水战凶险，船只一旦中弹，火势和江水都会迅速夺命。他却常常亲临前线，部下见主将如此，士气自然不同。曾国藩数次陷入危局，也曾得到彭玉麟率军救援。
彭玉麟的“三不要”，并不是一句漂亮口号，而是他处理功名利禄的准则：不要命，不要钱，不要官。军中有人问他为何总往前冲，他只说：“主将退一步，士卒便多死一层。”话不多，却很硬。
战事取胜后，朝廷往往赏赐银两。彭玉麟不把钱装进自己的口袋，有时分给将士，有时拿去接济乡里。家中房屋需要修缮，他也叮嘱子弟节俭。这样的做派，在晚清官场显得格外刺眼。
官职送到面前，他同样敢推。清廷曾拟让他出任安徽巡抚，他认为自己长于水战，不熟悉陆政，便没有接受。漕运总督属于许多人眼中的肥缺，他也以不懂漕务为由辞谢。对彭玉麟而言，不合适的官，品级再高也不能硬坐。
同治七年，也就是1868年，彭玉麟辞去兵部侍郎，称国家战事稍缓，自己应回乡补完守孝之期。后来朝廷因军事事务再次起用他，他仍把差事办完便请辞。只有在中法战争形势紧张时，他才继续承担重任，并支持冯子材在1885年镇南关取得大捷。
他的名声因此出现两面。军中敬畏他，官场上一些人却把他称作“活阎王”。这个称呼，未必只因战场杀敌，更因为他不肯给权贵留情面。凡是欺压百姓、借势横行的人，只要证据确凿，彭玉麟往往坚持追究。
民间流传着他惩治权贵亲属的故事，也有他弹劾曾国荃部下的记载。曾国荃治军强悍，却曾因部属扰民、军纪不严而受到非议。彭玉麟多次劝曾国藩约束其弟，意见不被采纳后，便直接上疏朝廷。曾国藩对此十分恼火，彭玉麟却没有退让。
“只论军纪，不论亲疏。”这是他一贯的态度。
然而，所谓“活阎王”并非没有人情。高人鉴年老归乡后，家产被儿子高若孙逐渐败空。彭玉麟得知此事，出资购置田地和宅院，送给老师养老，还亲自登门行礼。对待作恶者，他冷峻如铁；对待有恩于自己的人，他又极重情义。
高若孙见到彭玉麟，起初十分惶恐。这个曾经放纵的年轻人，后来收敛性情，承担起奉养老人的责任。彭玉麟没有用刀解决问题，而是用一处宅院、一份产业，给了老师晚年安稳，也给了败家子重新做人机会。
晚年时，彭玉麟长期患病，已难继续处理繁重政务。光绪十六年，即1890年，他辞去兵部尚书，回到湖南退省庵。那里栽满梅花，院落清静。是年他去世，实际年龄七十四岁。
这个曾经在江面上冲锋、在朝堂上抗辩的将领，没有留下巨额家产，也没有把高官厚禄当作人生终点。他留下的，是一副不肯弯曲的性情，以及“三不要”背后那套简单而苛刻的取舍：该担责时向前，该拒绝时转身，该为百姓说话时，不看对方姓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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