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冬，陕南黑山镇，化装成教书先生的刘亚生被国民党军拦下。山路泥泞，天气严寒，他身患重病，身边还有妻子何微。盘查本来只是例行问话，却因叛徒指认，变成了一场改变命运的逮捕。
刘亚生不是普通士兵。他是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政治部副主任，长期负责宣传、教育和政治工作。对一支经历过抗日战争、大生产和连续转战的部队而言，他手中的笔和口才，同样是凝聚队伍的重要力量。
1910年，刘亚生出生于河北河间一个贫困农家。父亲早逝，母亲独自抚养几个孩子，家境十分艰难。没有条件进学堂，他便每天站在窗外听课。时间久了，先生被这个勤奋的孩子打动，破例收他入学。
这段经历影响了他一生。只要有机会读书，他便不肯放过。后来在亲友帮助下，刘亚生读完中学。1932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为了维持学业，他白天上课，夜里做家教、译稿，还在石印房做工。长期劳累，使他的视力严重下降，后来形成了高度近视。
同学和乡亲曾笑称他“刘瞎子”，他并不介意。这个称呼，反倒成了他常拿来自嘲的一句话。读书并没有让他远离现实，民族危机加深后，他积极参加学生救亡活动。1935年，他因参加一二·九运动被捕，出狱后逐渐走上革命道路。
1936年北大毕业后，刘亚生奔赴延安，进入第120师第359旅工作。王震很快注意到这位有文化、能写能讲的年轻人，曾让他担任秘书和助手。刘亚生熟悉历史，也懂得如何把抽象的道理讲成战士听得懂的话，因此在部队中很受重视。
抗战时期，359旅既要打仗，也要建设根据地。1942年前后，部队在南泥湾开展生产运动，刘亚生负责宣传，却没有只坐在屋里写材料。他下地劳动，参加动员，晚上还给战士教识字。生产、教育和战斗，在他的工作中始终连在一起。
抗日战争胜利后，359旅奉命南下，后来编入中原军区。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后，中原部队被迫分路突围。部队在秦岭、陕南一带艰难行进，既要躲避追兵，又要面对饥饿、疾病和恶劣天气。
刘亚生在转战中患上严重的胃肠疾病，一度无法跟随大部队，只得与何微暂时隐蔽。休养数月后，两人继续向陕北方向转移。此时盘查严密，夫妻二人只好装作普通行路人。没想到在黑山镇附近，身份还是被认出。
被押到胡宗南部后，刘亚生面对的是劝降与刑讯。敌人知道他在359旅中有影响力，便希望从他身上打开缺口。高官厚禄没有效果，严刑逼供也没有使他屈服。
胡宗南对此十分恼怒，曾对身边人说：“硬的不行，就换个办法。”随后，女特务柳眉被派进审讯室，企图利用身份和言语动摇刘亚生。
柳眉软硬兼施，反复劝他识时务，刘亚生始终不作回应。面对纠缠，他只冷冷说了一句：“不必多费口舌。”柳眉无功而返，反而认为自己受了羞辱。所谓“美人计”，在一个已经作出政治选择的人面前，并没有想象中的作用。
胡宗南没有立即放弃，又让人把受刑后的何微带到刘亚生面前。何微满身伤痕，情绪十分恐惧。她哭着劝丈夫投降，甚至提出如果刘亚生不答应，便与他断绝夫妻关系。
这场会面比刑讯更加复杂。刘亚生当然心疼妻子，却没有因此改变立场。他劝何微坚持住，也明白她已经无法承受敌人的威逼。何微再次要求离婚后，刘亚生要来纸笔，写下离婚文书。那不是无情，而是他试图切断敌人利用夫妻关系施压的通道。
1947年9月，刘亚生被押往南京。狱中环境恶劣，审讯仍未停止，但他常与同狱人员交谈，还拿自己的近视眼开玩笑：“靠近些说，我看不清。”这种平静，使看守也难以从他身上找到突破口。
1948年冬，国民党军在战场上接连失利，南京方面开始处置一批重要政治犯和战俘。刘亚生被押至长江边的燕子矶，身上绑缚重物，投入江中。那一年，他三十八岁。一个从贫寒乡村走出的北大学生，最终把生命停在了长江寒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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