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二月抗争前后的周恩来
来源：漳州职业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知网）
作者：范硕（军事科学院军职研究员、研究室主任，《叶剑英传》编写组组长，广东叶剑英研究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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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闹怀仁堂”。周恩来主持怀仁堂会议,默许“三老四帅”严厉指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二月抗争”达到高潮。
二、“三老四帅”被打成“二月逆流”后,继续得到周恩来的关怀和帮助,坚持抗争到底。
三、在斗争多次出现反复的艰难岁月里,周恩来心里始终装着老同志,想方设法保护他们,为他们平反。
摘要：1967年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碰头会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对“文革”的作法提出强烈的批评,被诬为“二月逆流”。林彪、江青一伙不断批斗这些老同志,周恩来也因主持这次会议并支持老同志抗争受到牵连。在艰难抗争的日子里,周恩来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高超的斗争艺术,团结和保护“三老四帅”,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1967年春,北京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所谓资本主义复辟的“二月逆流”事件。
这一年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中共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强烈的批评,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这是林彪、江青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手炮制的迫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个重大政治事件。其矛头所向是打倒当时抵制他们的几位国务院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进而打倒周恩来和朱德,为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扫清道路。作为中国“脊梁”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毫无畏惧,精神抖擞,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长期艰难的抗争。这就是党史中著名的“二月抗争”。正如后来邓小平所指出的,所谓“二月逆流”实为“二月正流”。
“天欲堕,赖以柱其间。”当时身为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挺身而出,砥柱中流,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高超的斗争艺术,坚持斗争,团结和保护“三老四帅”,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
“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运动”横扫一切,天下大乱,使周恩来、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逐渐认识到这场大革命的弊端,从自觉紧跟到起而抗争,同林彪、江青一伙展开了不同形式的斗争。
1967年,新年伊始,从上海开始向全国各地卷起的“一月风暴”猛烈地冲击着人民解放军的机关和部队。军内造反派在林彪、江青等人抛出的“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蛊惑下,成立“批资反筹备处”,确定1月5日联合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指名要陈毅、叶剑英到会检讨。叶剑英接到通知后,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周恩来听后,当即质问:是谁同意他们开这个大会的?为什么不报告?他果断地说,不能叫他们开这个批判大会,即使开,老帅也不能参加。然后,他亲自出面在人民大会堂连续三次接见群众组织代表,强调指出:“把批判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矛头指向叶剑英、陈毅两位副主席是指错了方向”,是“不符合实际的”。经过他再三说服,制止了这次批判大会的召开,又一次保护了陈、叶两位老帅。但是林彪、江青一伙继续寻畔闹事。
1月19日,京西宾馆硝烟弥漫,摆开了“战场”。
这天下午,中央军委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军委领导,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负责人,以及中央文革成员共40余人。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以“主角”自居,逐个发言,大叫大嚷:军队一定要支持革命群众开展“四大”,要和地方一样搞“文化大革命”,不能搞特殊。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则持反对意见,力主军队不搞“四大”,坚持维护军队的稳定。在激烈争吵中,徐向前、叶剑英对江青一伙拍了桌子,坚决不同意他们批斗总政治部主任萧华,要求制止批斗萧华,闹得不欢而散。周恩来立即指示:没有我的命令,萧华不能出席群众大会作检查。
几位元帅“大闹京西”,拉开了“二月抗争”的序幕。
“大闹京西”以后,1月22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出席军委扩大会的高级领导同志,听了叶剑英和一些到会同志汇报部队运动中的问题时说,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要防止帝国主义侵略,抓紧战备。军队要稳定,要团结,不要你搞我,我搞你,不要闹分裂。1月24日,周恩来接见在京的军事院校代表,强调指出:军事机关不能冲进去,各军兵种的司、政、后和通讯系统的工作不能中断。
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叶剑英主持军委碰头会议,同徐向前、聂荣臻等军委领导同志拟定了《军委八条命令》。1月28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碰头会,讨论军委“八条命令”稿。随后同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一起修改“军委八条”,删去原稿中“今后右派冲击要抵制,左派冲击要欢迎”一句,经毛泽东批准,当日颁布执行,对稳定军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为了贯彻军委命令,叶剑英又主持制定了《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即七项规定)。2月10日,周恩来根据叶剑英提议,召集有中央党、政、军负责人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碰头会,讨论通过了这个规定,经毛泽东批准下发。
“八条命令”和“七项规定”相继颁布后,逐步消除了一些地区的混乱现象,保证了部队的正常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挫败了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乱军夺权的阴谋。叶剑英根据军委的“命令”和“规定”,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尽最大努力,帮助浙江、成都、青海、新疆、南京、江苏、山东、湖南、陕西、云南、内蒙、甘肃、广西、广州等地军事机关和领导干部解除了被“造反派”围困之灾。
但斗争并未停止,林彪、江青一伙伺机报复,妄图掀起更大的风浪。
一、“大闹怀仁堂”。周恩来主持怀仁堂会议,默许“三老四帅”严厉指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二月抗争”达到高潮。
“全面夺权”的冲击波首先直逼中央。从1月中旬起,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云、贺龙等被取消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资格,处于“靠边站”的地位。
为了在非常状态下能继续保持一种相当于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形式,以便于处理和决定党和国家日常工作,周恩来提出了“碰头会”的办法。他于2月2日,致信陈伯达、江青并中央文革小组:“一、提议今后每星期一、三、五晚10时起在钓鱼台开碰头会,以文革(小组)为主,我参加,讨论形势和政策及有关文件草案,其他有关同志按问题性质临时通知参加。”“二、提议今后每星期二、四、六下午3时半在怀仁堂或国务院会议室开碰头会,以常委四同志(周、陈、康、李)为主，副总理(陈、李、谭、聂、谢)和剑英参加,务请文革江青同志或指定的同志参加,分别讨论党政一些业务问题。”这样,叶剑英在参加和主持军委的一系列会议的同时,经常出席周恩来主持召开的“碰头会”(实际是中央政治局碰头会)。
1967年2月11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央碰头会。在长方形会议桌中间坐着周恩来,一侧坐着国务院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通称“三老四帅”)和余秋里、谷牧等,另一侧坐着中央文革成员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等。两军对峙,阵垒分明。这次会议原拟的中心议题是“抓革命,促生产”,但会议开始,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三个重大原则问题作了全面摊牌,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站起来指着康生、陈伯达一伙,气愤地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坐在叶剑英旁边的新任军委文革组长徐向前拍着桌子激愤地说:军队是无产队政权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指挥军队吗?聂荣臻指责他们说: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成员、反动保守分子,进行打击迫害,纵容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有的还被关押起来,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叶剑英嘲讽地质问陈伯达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会后陈毅对叶剑英说:“剑公,你真勇敢!”
2月16日,怀仁堂碰头会继续进行。原定议题是讨论国务院各口如何“抓革命,保生产”,但引起更激烈的斗争。
斗争是由陈丕显的问题引发的。在会议室的门口,谭震林就拉住张春桥问:“陈丕显同志来了吗?”指责张春桥“打击一大片”。
会议一开始,谭震林再次严肃地提出了为何不让陈丕显来京问题。张春桥推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他质问: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他气愤地说:“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就是当着我的面讲的!”这时,谢富治插话,为江青开脱辩解。谭震林说:“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说罢站起来,拿文件,穿衣服便走。
周恩来见谭震林要退出会场,立即叫他回来。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接着斥责说:这些家伙上台,他们就要搞修正主义。在延安,刘少奇、彭真、薄一波这些人拥护毛主席,没有反对过毛主席!过去有人整老干部整得很凶。那次挨整的还有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
叶剑英接着讲到党的传统,气愤地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犯有错误的干部,我们党向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
余秋里和李富春也发言,提出尖锐批评。
周恩来作为会议主持人,一直没有制止大家言词激烈的发言,当他听到李先念说“就是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时,当即责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叫我们看看!”(这篇社论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其中提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
康生明明参与炮制这篇社论,这时却当面撒谎说,他没有看过。周恩来不高兴地说:“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你不叫我们看看,现在政治局还没有解散么!”
康生、陈伯达一伙被老同志们的威怒震住了。在三个多小时的会议上,周恩来始终支持“三老四帅”当面斥责林彪、江青一伙,痛快淋漓地发泄对“文革”的不满。这是“文革”以来所没有过的。这是一次真理战胜荒谬、正气压倒邪恶的会议。
2月16日,碰头会后第二天,谭震林给林彪写了一封批评“文革”的信,表示“最后下定决心,准备牺牲”,要“斗下去拼下去”。林彪在信上批道:“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并转送毛泽东,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这次怀仁堂会议后,在江青的策划下,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当晚整理歪曲真实真相的所谓“记录”。江青定调说:“这是一场新的大的路线斗争!”她亲自安排,由张春桥、姚文元等向毛泽东“告状”,捏造罪名,诬陷老同志。汇报时张春桥还说周恩来对《红旗》第十三期社论没送他审查有意见。毛泽东说:“党章上没有规定,社论要经过常委讨论。”并叫张春桥同周恩来谈一次话,要把中央文革小组当成书记处看待,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先到文革小组讨论。
2月19日凌晨,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十六日在怀仁堂碰头会上对“文化大革命”作法表示强烈不满的一些老同志,指他们是“翻案”,是“复辟”,并且说,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他就和林彪一起上井岗山打游击。毛泽东这次确实是发了大脾气。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作了检讨,并就这次碰头会承担了责任。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随后周恩来在怀仁堂主持召开了七次“政治生活批评会”。会上,他自己先作自我批评,为他人承担责任。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后称“二月逆流”)的罪名对谭震林、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进行围攻、批斗,迫使他们作检讨。
在批斗会上,各种帽子、棍子满天飞来。什么“俱乐部”呀,什么“黑干将”呀,什么“反党”、“反毛主席”、“要为刘邓翻案”呀,……种种罪名,不一而足。
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指使下,“坚决粉碎二月逆流”“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小组”等一幅幅大标语在一夜之间贴满了北京城。3月14日,首都街头出现了十万学生示威游行,高喊击退“二月逆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等口号,要打倒这些军委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掀起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第一个高潮。从此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政治局。原由周恩来主持的各副总理及有关负责人参加处理党和国家大事的中央碰头会也被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
二、“三老四帅”被打成“二月逆流”后,继续得到周恩来的关怀和帮助,坚持抗争到底。
几位元帅被打成“二月逆流黑干将”之后,并没有屈服,而是逆流而上,坚守岗位,采取措施,稳定军队,同林彪、江青一伙乱军篡党的阴谋活动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极力保护老同志。
1967年2月17日,在怀仁堂会议的第二天,叶剑英等军委领导人在周恩来支持下批发中央军委致“成都革命造反兵团”等造反组织“不要把斗争锋芒指向人民解放军”的公开信,经报告周恩来,用飞机散发全国各地。同一天,还批准发出了《关于文艺团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的电报,严格制止一些“造反派”到各大军区打砸抢、扰乱部队正常秩序的错误行为,要求各单位限期把他们押回北京。
周恩来极力支持几位元帅和老同志,继续在坚持党的领导、正确对待干部、稳定军队、“抓革命,促生产”等重大原则问题上,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2月20日,就在参加“二月抗争”的老同志受到毛泽东指责的第二天,他在介绍山西“夺权”情况的会议上,当着中央文革主要成员康生等人的面阐明对地方夺权问题的看法,他说:自从1月号召夺权以来,不管有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反派都起来“夺权”,这样,全党、全国还成什么样子?怎么解释毛主席的伟大红旗占统治地位?这不等于把我们党17年的伟大革命和建设成就都抹煞了吗?不能这样,逻辑上也站不住嘛!关于中央国家机关夺权问题,他强调指出:不是所有的部长、副部长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还有好的;造反派的权掌多了,要加以限制。现在有人要夺中央的大权,外交大权也要夺,财政大权也要夺,还在夺军事大权。这些部门的权力属中央,谁也不能夺!不仅各部委党委、党组织要抓日常工作,就是司、局一级干部也不能统统“靠边站”,整个业务系统还是要由这两层领导来抓。对于冲击军事机关问题,他重申:前一时期各地冲击军事机关这股风是错误的,要赶快扭转过来;军队内部搞造反、夺权,完全是大方向的错误,不是一般的错误。会上,周恩来还对“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提法提出反对意见,他说:如果这一条存在的话,任何人只要检讨不够,就可以说成是“顽固分子”,人人搞过关,人人是“顽固”。
周恩来还在实际工作中,努力阻止已经泛滥成灾的“打倒一切”的口号和做法。2月18日,他将《红旗》杂志第4期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送审稿报送毛泽东,提出:“这篇社论很重要,很及时,我看写得还不错。”(3月1日,该社论经毛泽东批准发表)。2月19日,周恩来又对某材料中提出的旨在打击迫害老干部的“上揪下扫”的口号提出质疑,并为此致信陈伯达、康生、江青,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
2月22日,周恩来亲自审改中共中央关于军委“八条命令”补充说明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很好,除第七条(专讲军内问题)外其他各条都适用于地方。同时还规定:所有在外地、外单位串连的学生、职工、农民应立即返回本地本单位;军事领导机关、军队和地方的战备系统、机要保密系统今后一律不准冲击、不准串连;党中央机关、国防工业各部、公安部、外交部、计委、财政部、各级银行、经委、建委、科委、《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新华社、广播事业局等不许由外单位人员接管,已进驻这些单位的外单位人员要立即退出。毛泽东批发了这一通知。根据这一“通知”精神,叶剑英亲自过问并制止各地造反派冲击军队的事件。他受周恩来和中央军委委托,继续帮助解决青海、新疆、内蒙、甘肃、昆明、广西、北京卫戍区等地的问题。
这时,周恩来在帮助几位元帅和军委、总政部解决稳定部队和“三支两军”等问题的同时,用很大力气来继续解决“怀仁堂会议”未能解决的“抓革命、促生产”问题。2月23日,他亲自和各大军区负责人谈话,要求省、地、县各级都以军事部门为主,立即行动起来,组织各级生产办公室,领导春耕生产。他说:要快一点,季节逼人。各级生产办公室由军区领导拿总,吸收省地干部参加。领导干部有些没过关的,可以先出来工作,以后再过关。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讨论发出《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
与此同时,他请示周恩来同意,报告毛泽东批准,从2月下旬到3月下旬,同几位元帅一起主持召开了军以上的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各总部军以上干部100余人。这次会议针对林彪、江青等人的干扰和破坏,着重讨论军队支援地方春耕生产以及军队对全国大中学校师生进行军训等问题,而更深一层的目的在于统一军队高级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解决军队在“三支两军”中遇到的困难,维护部队的团结统一,稳定全国局势。这是继“二月抗争”之后的又一重大举措。
叶剑英在预备会议上和大小会议上,作了数次发言,就“文化大革命”应当怎样看,部队如何搞法,怎样处理军队与地方、“革委会”和“造反派”的关系等一系列复杂棘手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作了明确的指示。他还利用机会,同少数人座谈或个别交谈,使与会的多数同志心里有了底。
周恩来极力支持这次会议。3月13日,他到会讲话,呼吁:无论如何要在3月份解决省、市、自治区的领导机构问题,以便抓革命,促生产。各级领导机构成员要以解放军为主,光靠革命群众组织不行。如果没有领导机构,可以先成立生产指挥部。现在就抓,不能再晚了。他又说: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的单位,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单位、边防、沿海、交通要道、专政机构、机密要害部门、国防企事业单位,都应实行军管。文教卫生工作也得抓起来,防疫工作非常急迫。他强调指出:有的同志怕军队成了工作组,这要看是什么工作组,如果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进三结合的实现,为什么不可以?不要怕。各地军管会要注意帮助当地领导出来亮相。各单位群众组织必须归口,对反对组织,对严重违法乱纪的泄露国家机密的,应予以逮捕法办。
会议期间,周恩来和几位元帅继续解决全国各地区以及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国务院工交、财贸、农林、卫生等各部门的军管问题。
尽管周恩来全力支持几位元帅主持召开军以上的干部会议,并亲自领导部署军管等问题,但这次会议进展并不顺利。林彪、江青等发觉这次“风向不对”,诬蔑“抓军队反对中央文革”,“搜集黑材料反对文化大革命”。康生气势汹汹地到会上讲话,手里摇晃着军委致成都“造反派的公开信”,当众指责它充满了“国民党语言”,是“镇压群众”的文件。3月20日,林彪突然来到会上讲话,大放厥词,说什么“文化大革命”的“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要采取主动的进攻”,“要抓带枪的刘邓路线”!为了消除军以上干部会议的影响,他们兴风作浪,刮起“十二级台风”,继续迫害“二月逆流”中的“三老四帅”,制造乱军篡党的一系列恶性事件:4月6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布《十条》,砍掉了军委的《八条命令》、《七项规定》;紧接着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批判“刘、邓罪行”,逼迫几位元帅作“检讨”;改组全军文革小组,撤消徐向前的组长职务,勒令检查,同时给贺龙、陈毅、聂荣臻等元帅制造新罪名,加紧迫害;炮制“五·一三事件”,打倒肖华,砸烂“总政阎王殿”,撵走“阎王”,赶跑“小鬼”;制造“七·二0反革命事件”,揪斗陈再道,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7月23日,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掀起疯狂地冲击军事机关的新高潮。
更有甚者,林彪、江青等人组织人员私整各位元帅的黑材料。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江青突然发难,诬陷叶剑英“要搞政变”。叶剑英当场予以反击:我跟毛主席革命几十年,无论在长征中,在延安,无论筹划指挥全军作战,或是解放以后的历次路线斗争,我都忠实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坚决站在党中央一边,保卫党的革命路线,保卫毛主席的安全。会后不久,江青等人竟公然违反党规国法,派人抄叶剑英在北长街81号的家,先后将叶剑英的几个子女、家属,甚至保姆关进监狱,搞逼供信,罗列罪状,栽赃陷害。在叶剑英遭难的日子里,周恩来始终作他的“挡风墙”,保驾过关,当他得知有人造谣叶剑英身边的“物嫌”,进行“抄家”时,非常生气,严厉批评并制止“造反派”胡作非为!
三、在斗争多次出现反复的艰难岁月里,周恩来心里始终装着老同志,想方设法保护他们,为他们平反。
在“二月抗争”整个过程中,周恩来始终处在极其重要又极其困难的地位。
“大闹怀仁堂”前后,他同情、支持和参与抗争,并坚持为“二月逆流”平反,争取早日为老同志们洗刷“错误”,恢复工作。
但他的境遇又十分困难,像鲁迅说过的在“夹缝中战斗”,要解决和调整方方面面的矛盾和冲突。
周恩来当时就处在这种“左右为难”的境地,既要遵从毛泽东,又要照顾老同志,既要坚持原则斗争,又要讲究策略和方法。“顾全大局,相忍为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他抱定的宗旨和解决问题的最高准则。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在艰难的抗争日子里,周恩来紧紧抓住维护党的领导、正确对待干部和稳定军队、恢复经济建设(“抓革命、促生产”)等几个重大原则问题不放,与老同志们会里会外彼此呼应,风雨同舟,心心相印。他从未否认自己同几位犯“错误”的老同志的密切关系。在“政治生活批评会”之后,他几次谈到“保”这些老同志,承认自己对陈毅、谭震林“保”得“最多”,对聂帅“保”得“最早”,对余秋里、谷牧等人也是“再三地保”。事实的确如此。如坚决制止“炮轰”聂荣臻,把贺龙接到中南海保护起来,至于多次保护陈毅过关,亲自“陪斗”,甚至要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造反派从身上踩过去,这些事更是尽人皆知了。在社会上有人提出“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总根子”时,他毫不回避,甚至当着造反派的面,公开承认:“批判‘二月逆流’,也联系到我。”
为了保护老同志们,周恩来与北京卫戍区领导商量,采取措施,把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安排在安全地方,加强警卫。他曾经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带着傅崇碧等到几位元帅住地观察,研究保卫措施。同时,通过电话和个别交谈,劝老同志们为了把住人民的权力,要心安气静,坚守岗位,要讲究策略,准备检查错误,接受批评。有人刚开始不理解,认为周恩来不支持他们的正义斗争。事情的发展使他们理解了周总理的良苦用心。叶剑英说:“总理比我们想得深,从长计议,要做检查。”
与此同时,为了消除毛泽东对“三老四帅”等老同志的误解,周恩来想方设法做毛泽东的工作。他多次向毛泽东汇报,反映实际情况,诚恳地说: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小组已召开了五次联席会议,四位老帅和三位副总理都做了深刻的检查。他们都认识到怀仁堂的发言是对这场文化大革命认识不清,理解不深,对主席的战略部署跟得不紧。
由于周恩来疏通斡旋,毛泽东谅解了几位元帅,并请他们到家里亲切交谈。说他们虽然讲了些过头话,是阳谋,不是阴谋。……
周恩来抓住一切机会和场合,为“二月逆流”平反,为老同志们开脱,淡化他们的“错误”。就在中央文革一伙人借毛泽东指责“二月逆流”之机对老同志们无限上纲、横加罪名的时候,周恩来却每每把“错误”往“思想认识”、“对群众态度”等方面引导,意在犯“错”难免,大事化小。他曾亲笔改“二月逆流”提法为“二月的乱子”,凡提及几位老同志时均加上“同志”二字。在“政治生活批评会”后不久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就几位老同志对“二月抗争”所作的自我批评逐一表示认可,认为这也是一种经验的总结,有些虽还不能令人满意,但总算有所进步,应进一步创造机会,给以帮助,先行改正,以观后效。就在林彪、江青一伙强行对“二月逆流”定性以后,他还多次重申,老干部是党的财富,不能无休的斗争,抓住不放,乃至戴高帽、喷气式、照像、登报,这是对严肃的政治斗争的丑化,这不是毛主席的作风,是“左”的路线的恶劣作风,是毛主席批评过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一套作法。
1967年,“五一”劳动节到来的前夕,周恩来拟定登上天安城楼的名单中,把参加“大闹怀仁堂”的所有老同志都包括进去,请示毛泽东同意批准,让他们“五一”节那天都出席了庆祝活动。这个被称作“五一团结会”,在当时来说,同毛泽东一起登上天安门,姓名见报,就说明他们不是打倒的对象。后来每逢“八一”、“十一”等节日,只要有机会,周恩来都主动请示毛泽东让“三老四帅”和其他老同志们上天安门城楼。这实际上是为“二月逆流”平反所采取的一个步骤。
然而,林彪、江青、康生、谢富治等却不允许“二月逆流”平反,他们屡屡制造事端,掀起风浪,真是一浪还比一浪高。
1968年3月22日,林彪、江青等经过密谋,制造了震惊了全国的“杨、余、傅事件”。24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军队团以上的干部会议上,林彪首先讲话,宣布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罪状和撤销他们的职务的处理决定。接着,首都召开十万军民“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造反派”扬言要揪“杨、余、傅”的“黑后台”叶剑英、聂荣臻。毛泽东亲自接见到会的一万多名军队干部。大会第二天,毛泽东、林彪接见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等。毛泽东说:今后军委办事组由林副主席直接捏到手里。军委就是办事组,军委常委可以不开会了。于是,成立“军委办事组”,亲推林彪黄永胜取代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黄永胜一伙有意刁难叶剑英,彻底实行“三不”:不给他看文件,不准他打电话,不准与外界联系,甚至不准与子女联系,对他实行“软禁”。其实,这件事是林彪亲自指使干的。
在林彪、江青等人借“杨、余、傅事件”假案,对“二月抗争”进行大肆反扑的过程中,周恩来迫于毛泽东的压力,不得不“违心地”表示拥护林彪宣布的毛泽东的决定和命令。但一如既往细心保护照顾所谓“二月逆流”的老同志。他特意交代办公室人员,凡有报告发生抄家、抄文件、绑驾等事件,应请联络员立即制止,不必等报告他再行处理。只要有机会,他就请“三老四帅”陪同一起去见毛泽东,增加接触沟通的机会。5月20日,他利用毛泽东接见在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机会,让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一起参加。再如,8月22日,他约叶剑英、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到毛泽东处开会,讨论苏联武装侵占捷克斯洛伐克问题。9月16日让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等陪同他听取参加国防工业会议的代表汇报,等等。同时,对“杨、余、傅”三人,周恩来也都给以关怀和保护。据傅崇碧回忆,他离开北京那天,周总理特请他到人民大会堂吃饭,紧握着他的手说:“要把身体搞好,要经得住考验,以后有的是工作做!”还嘱咐有关的领导同志,照顾好他的生活。
但是,斗争是反复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林彪、江青等人利用10月中下旬召开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又对所谓“二月逆流”发起新的攻击。
针对林彪、江青等的攻击诬陷,周恩来在会议期间和会议以后极力保护老同志。10月16日,他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第六小组会议上发言中谈到“怀仁堂会议”,说,毛主席指示我保的最多。有余秋里、谷牧、部长们十多位。余秋里被抓后,我去报告主席,主席交代我保他。
经过周恩来耐心做工作,毛泽东终于改变了对“二月抗争”老同志的看法,在这次全会闭幕会上,毛泽东谈到“二月逆流”说,这件事,要说小,就不那么小,是件大事。要说那么十分了不起呢,也没有什么十分了不起。他们有意见可说,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要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他们也是公开出来讲的。九大代表,“二月逆流”的同志们不参加,我看就是个缺点。对于党内一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多方奔走,制造舆论,加速为“二月逆流”平反。12月5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各部委军管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大联合委员会负责人的会议上强调指出:“‘二月逆流’是有范围的。他们这些人有很多指示,还要看指示是否正确。他们有许多指示是根据中央指示政策办的,不能把每一句话都看作是‘二月逆流’,不能说‘二月逆流’的人所作所为都要否定。中央的方针政策还是一批、二保、三看。如果哪个单位还争论不休,要派宣传队进去。”又说:“参加‘二月逆流’的几个老同志,毛主席讲,希望选他们为九大代表。”他在起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预拟提出作代表的名单”中提出朱德、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元帅和李富春、李先念等,报请毛泽东批准。1969年1月3日,毛泽东在一份简报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3月15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汇报会。毛泽东说:九大报告上不要讲“二月逆流”了。这次会要开成一个团结的会。他们一肚子气,也是可以原谅的。允许“二月逆流”的人上主席台。
在党的九大召开前夕,周恩来积极活动,多方面做工作。3月16日,在九大准备工作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他谈到总结经验、落实政策问题时说:文化大革命快三年了,我们对于总结经验、落实政策这点做得总还是差。更重要的就是解放一批干部。主席说落实政策,就是对走资派也要一分为二嘛,不能个个都是死不改悔的,你总要给他改正的机会嘛。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以后,大家批判了“二月逆流”,毛主席就指示在北京的犯“二月逆流”错误的一些同志到毛主席亲自试点的一些工厂里去蹲点,接受工人阶级的教育。不光是这些同志,就是我们自己,也要去蹲点学习嘛!又说:有问题的人不要关得太多,外调不要太多,把那些人关在“牛棚”里,还不如让他们在一起学习,办学习班,多数人是可以改造成为好的。在讨论九大全体会议的座位安排上,他向毛泽东提议,老同志宜坐在前头。4月1日,又致信毛泽东再次提出包括叶剑英在内的老同志参加会议主席团的座位方案。
九大以后,周恩来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为了解脱几位元帅,让他们参加工作,经请示毛泽东同意,让陈毅和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几位元帅在中南海武成殿聚会,多次讨论国际形势和战略问题,全面地分析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提出了打开中美关系局面的科学依据和战略建议,为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制定重大战略决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此后,根据林彪战备“一号命令”,老同志们在疏散“下放”到外地的过程中,周恩来逐个的给以亲切关怀和周到细致的安排。
1971年“九·一三”林彪自我爆炸事件,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但是,江青一伙摇身一变,又变成“反林英雄”,他们仍与“二月抗争”中的老同志势不两立,继续发难。周恩来利用一切场合,不失时机地为老同志们恢复名誉、出来工作提供机会,扫除障碍。10月初,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提出建议,并经毛泽东批准,由叶剑英主持军委办公会议,主管全军工作;委托李富春等同志和元帅参加和领导有关批判林彪的学习会、座谈会,揭发林彪的罪行。不久,毛泽东亲自出面为“二月逆流”平反。11月14日,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当叶剑英走进会场时,毛泽东对到会的同志说:“你们不要再讲他‘二月逆流’了。”接着他又对大家说:“‘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老帅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又对周恩来、叶剑英说:“‘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为了慎重起见,周、叶当场核对了记录。当天16时20分,叶剑英匆匆赶到医院向重病的陈毅作传达。他泪流语塞,用颤抖的双手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上面抄着毛泽东为所谓“二月逆流”平反的一段话。他说:“毛主席、党中央要我来看你,你要安心养病,会好的。”他把纸条上的内容读了一遍,再交给守在床头的陈毅女儿珊珊,让她再念给陈毅听。珊珊重复念了一遍,伏在床头说,如果你能听见,就闭一闭眼睛。”这时说话已经困难的陈毅闭了闭眼,又一次陷入昏迷。当日深夜11时55分,陈毅与世长辞。陈珊珊回忆这段往事,流着热泪说:“我父亲在弥留之际,能够听到由叶帅亲自传达毛主席为‘二月逆流’,为老同志平反,为我父亲洗刷在文革当中最大的冤情,我真的觉得父亲可以瞑目了。”
这一年12月中旬,周恩来亲笔致信纪登奎、汪东兴,指出:“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谭震林“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后经毛泽东批准,谭震林从桂林被接到北京治病。
1973年党的十大前后,周恩来又一次批嘱外事部门:有关外事活动场合应多请一些老同志参加,并多次亲笔添加上叶剑英、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等人的名字,为这些老同志的复出广造舆论。在周恩来的不懈努力下,除陈毅先期病逝外,参加1967年“二月抗争”的老同志全部被选入党的第十届中央委员会。至此,所谓“二月逆流”一事已在事实上得到平反。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宣布为“二月正流”彻底平反。1981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谈话时说:“所谓‘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嘛,是同林彪、‘四人帮’的反复斗争嘛。”
历史是公正的。“二月抗争”事件,从1967年开始到1971年毛泽东正式提出平反,前后历五年之久。作为“大闹怀仁堂”会议的主持人周恩来,自始至终与“二月抗争”这一重大事件息息相关。他以其特有的斗争方式坚持不懈地给予这场正义的抗争以有力的支持,直至彻底平反,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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