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秋，山东菏泽革命烈士纪念馆内，一位头发花白的退休女工站在展柜前，盯着一个旧针线包看了许久。她忽然指着文物说：“这是俺的东西。”在场的人一时愣住了，谁也没想到，一件不起眼的旧物，竟牵出了她尘封多年的经历。
当时，馆内正在接待菏泽一所单位的参观人员。讲解员介绍，这只针线包曾被一名妇女缝在衣服里，用来夹带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情报。退休女工朱文起听到这里，便走近展柜仔细辨认。她说，自己当年就是用这个针线包传递消息。
讲解员赶忙询问姓名。朱文起报出名字后，馆长很快赶到现场。经过单位干部证明和馆藏资料核对，馆长握住她的手说：“朱文起同志，我们找您好久了。”这位平日里在食堂打饭的老人，竟是地方党组织记载的特等功臣。
故事要从1941年冬天说起。
那时，鲁西南连续遭受灾荒，日伪军又不断对抗日根据地实施封锁和搜查。定陶县党组织的多名情报人员牺牲，县委与游击队之间的联络几乎中断。中共定陶县特支书记游文斋思来想去，想到了自己的四婶朱文起。
朱文起不到四十岁，丈夫早逝，独自抚养三个孩子。为了活下去，她曾带着孩子外出讨饭，常年奔波在乡村道路上。她不识字，却熟悉各处村庄和道路，穿着破旧，带着篮子，反而不容易引起敌人怀疑。
一个大雪夜，游文斋来到她家说明来意。朱文起听完，只问了一句：“要是出了事，孩子怎么办？”游文斋答应帮忙照看。她随即说道：“跑腿的事，俺能干。”这份看似朴素的回答，改变了定陶地下交通工作的局面。
朱文起把情报藏进针线包，再将针线包缝在衣服夹层中。纸条很小，内容也很简短，却关系到部队转移、敌情变化和联络安排。她利用自己常年奔波的身份，往返于村庄、县城和根据地之间，多次通过日伪岗哨。
有意思的是，她并不靠复杂的伪装，而是凭借普通身份化险为夷。1942年，她还曾把传单压在赶集篮子的底部，装作进城办事。遇到盘查时，她便用乡亲间套近乎的方式拖延对方判断。许多伪军见她衣着破旧，也不愿多费时间，反而让她躲过了检查。
但敌人的搜查越来越严。1943年夏，朱文起携带一批重要情报赶往地委，先后遭遇多次盘问。敌人翻动她的篮子，连窝窝头都捏碎检查，还准备把她带进据点继续搜身。她当场哭喊起来，坚称自己只是一个讨饭的妇人，不怕在众人面前查。敌人嫌麻烦，最终将她放走。
1943年6月24日，党组织获得日伪军即将进攻游击队的消息，必须在当晚送达。朱文起连续越过封锁沟，绕过两道岗哨，及时把情报交给部队。游击队据此设伏，诱敌进入预设地域，毙伤日伪军十八人。小小的针线包，直接服务于一次战斗的胜负。
她承担的并不只是送信。1944年2月，朱文起从军分区带回情报，得知驻菏泽的大批日伪军外出“扫荡”，高庄据点兵力空虚。定陶县委和县大队抓住机会，集中力量发起攻击，经过一夜战斗，拔除了这个长期威胁周边村庄的据点。
更危险的一次，是侦察土匪汉奸王子杰的兵力部署。朱文起不能再以讨饭者身份进入对方驻地，便改扮成媒婆。她见到接头人员时，故意大声谈论婚事，把周围人的注意力引开，随后取得了关键情报。
1945年4月5日，八路军根据这些情报对王子杰部展开行动。朱文起又往返侦察，掌握其转移地点。一次任务中，她白天已经走了几十里，夜间仍连夜赶路，把最新消息送到指挥部，抵达时已疲惫得无法站立。随后，王子杰被捕并经公审处决，朱文起因相关行动记特等功。
抗战胜利后，她继续参加解放战争。身体长期透支后，组织安排她转做妇女工作。1955年，朱文起主动申请离开工作岗位，认为自己文化水平有限，应把建设任务交给更有能力的同志。她唯一提出的请求，是希望两个儿子能够参军，后来这一愿望得到批准。
离开岗位后，她做过护林员，也在单位食堂打饭。有人替她觉得不值，她却只说，过去讨饭时总羡慕厨子，如今能在食堂工作，已经很好。那只针线包被收藏进纪念馆时，她本人并不知道，直到多年后站在展柜前，才认出了这件陪伴她穿过封锁线的旧物。
1982年10月，七十七岁的朱文起去世。她留下的，不只是一次次传递情报的记录，还有一个普通乡村妇女在战争年代承担秘密任务的真实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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