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5月20日，河南军统站内，行动组组长牛子龙面对一桌酒菜，心里比枪口还清楚：这顿饭不是叙旧，而是在等他露出破绽。请客的人，是奉命前来查案的特派员刘艺周；几天前，豫站站长崔方坪刚刚死去。
桌上酒杯碰响，屋内却没有多少暖意。刘艺周不断谈起旧事，问牛子龙平日与崔方坪是否亲近，话听着随意，眼神却始终没有离开他的脸。
牛子龙只说：“崔站长遇害，我确实不知内情。”
这句话不重，却把距离划得很清楚。他没有急着撇清，也没有表现出过分悲痛。对一个调查者而言，太冷淡是疑点，太热切同样是疑点。牛子龙能做的，只有把每个反应压到最低。
崔方坪之死，并不是一场临时冲突。1941年春，豫站内部已经弥漫着不安。崔方坪性情多疑，对下属盯得很紧，尤其对行动组组长牛子龙有所防备。牛子龙长期潜伏在军统内部，身份本就经不起反复盘查，一旦被抓住把柄，牵连的不只是个人。
真正让局势变得复杂的，是副站长李慕林。崔方坪掌权后，对李慕林多有压制，双方积怨已久。牛子龙判断，李慕林既有动机，也能在站内提供便利。于是，一项针对崔方坪的行动被悄悄筹划起来。
5月15日，牛子龙与李慕林以设宴为名，把崔方坪请到席间。两人轮番敬酒，说的都是顺耳话。崔方坪起初仍保持戒心，随着酒意上涌，警觉逐渐松动。
酒桌上的热闹，是给旁人看的。
等到崔方坪意识模糊，牛子龙和李慕林突然动手，用绳索将其勒毙。整个过程持续时间不长，却留下了极大的后患。站长死在站内，熟悉他行动规律的人不多，能够接近他的人更少，调查自然会从内部展开。
消息传到军统总部后，震动很大。刘艺周被派往豫站查明真相。此人办案强调口供与细节，尤其重视人物之间的矛盾。他没有一到河南就大张旗鼓抓人，而是先观察站内人员的神情、交往和说辞。
这恰恰给牛子龙带来更大的压力。公开盘问容易准备，若无其事的闲谈反而最难应付。刘艺周请他吃饭，既没有立即翻脸，也没有明说怀疑，实际上是在看他会不会主动谈到崔方坪。
牛子龙没有推辞。有人认为，既然知道是险境，就不该赴约。但在当时的环境里，拒绝邀请本身就是一种表态。若他突然称病、离站或失约，反而会把调查的目光直接引到自己身上。
席间，刘艺周几次让手下向牛子龙敬酒，试图借酒意逼出更多信息。牛子龙尽量少饮，话也说得简短。他知道，清醒不仅是为了防止失言，也是为了记住屋内每个人的位置、门窗的方向以及可能的退路。
几天后，刘艺周仍未放松。6月3日，他又以商谈军情为由，把牛子龙叫到司令部。这一次，气氛比酒席更直接。刘艺周当面追问崔方坪遇害前后的情况，语气不再绕弯。
“崔方坪最后见了谁？”
牛子龙回答：“我只负责情报传递，具体情况并不清楚。”
话说完，几名警卫已经从两侧靠近。刘艺周显然准备把谈话变成拘押。牛子龙明白，继续留下，等来的不会是新的询问，而是严厉审讯。
他没有立刻拔枪，而是先观察对方的站位。等警卫逼近，他突然亮出驳壳枪，枪口对准最近的一人，要求对方不要靠近。刘艺周没有马上下令开火，现场因此出现了短暂僵持。
这几秒很关键。牛子龙若先动手，性质便会彻底改变；若迟疑太久，警卫便会一拥而上。他先作出收枪姿态，让对方误以为他准备妥协，随后抓住警戒松动的瞬间冲出包围。
司令部外枪声骤起。牛子龙借助建筑和巷道遮挡迅速撤离，追兵紧跟不舍。那不是一场可以久战的交火，他的目的只有一个：离开对方能够控制的区域，赶到预定联络点。
进入偏僻巷道后，他没有马上现身，而是压低呼吸，等追捕人员从附近经过。确认脚步声渐远，他才改变路线，朝安全方向转移。此时，崔方坪案留下的疑云尚未散去，刘艺周也不会轻易罢手，而牛子龙已经无法再以普通军统人员的身份留在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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