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七年春。
第三次南巡的乾隆住在了扬州天宁寺，这次南巡一切费用都是两淮盐商报销，未花国库一文钱，因此面对两淮盐商的接驾盛况，乾隆当众宣布："朕此次南巡，所有两淮商众，承办差务，皆能踊跃急公，宜沛特恩。" 大笔一挥，十四名徽州盐商由此加官进爵。
由此乾隆也看清了扬州徽商之富，他对任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刘统勋嫉妒地表示："富哉商乎，朕不及也"，让天子自认不如一群商人有钱，这在帝制历史上堪称奇观。
那徽商，凭什么富成这样？
徽州地处皖南群山，田少人多。谚云 "七山半水半分田，两分道路和庄园"。地狭人稠，谋生无门，徽州人只能背起行囊，沿新安江下水，闯向山外的世界。所谓："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 还有一句是："十家之村，不废诵读"。意思就是徽州人经商之前先入私塾识字。这股经商大潮铺开，明代徽商以长三角为大本营，沿长江、运河两条黄金水道辐射，星星点点散布全国。
商帮遍布天下，登顶之路却在盐。
明初为抵御北元，朝廷在九边设防，商人运粮边塞可换盐引，近水楼台的晋商、陕商占尽先机。尽管道阻且长，徽商仍千里北上运粮换引，却因路途较远，总也做不过晋商、陕商。直到弘治年间，户部尚书叶淇改行 "开中折色"—— 不必再运粮，纳银即可领引，盐业重心自此南移两淮。扬州襟江带海、运河纵横，成为帝国盐业枢纽。
到了乾隆朝，两淮赋税竟占全国商业税收的一半，其中大头正是盐税，堪称 "关系国库，最为紧要"。市面以上徽州话、陕西话为最时髦，因为谁都知道，说这两种话的人最有钱。
然而较量日久，晋陕商人渐渐败下阵来，关键就在 "文化" 二字：晋陕商人多目不识丁，徽商哪怕学徒也识文断字；晋陕商人发财后仍嚼大饼、穿破袄，徽商却舍得修园林、建书院、养戏班，与官场谈诗论文、出手阔绰。
对科举出身的士大夫而言，这样 "既给得了钱、又谈得来诗文" 的儒商，自然格外受用。凭借这份文化底蕴与人脉经营，徽商在扬州逐渐后来居上，几乎垄断了两淮盐业经营，成了帝国无可争议的第一商帮。
徽商 "贾而好儒"，更懂得把商业与仕途绑在一起。从宋代到清末，徽州考中进士两千余人、状元二十余位，仅次于苏州府，而发家后的徽商，更把重金投回办学，资助府学、县学，维系这份书香。
比如汪道昆出身盐商世家，二十三岁中进士，官至兵部侍郎；抗倭名臣胡宗宪官至兵部尚书、七省总督，许国则做到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曹文埴、曹振镛父子两代连中进士、同任军机大臣，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不倒。
乾隆六下江南，向各路商帮摊派的 "捐纳" 差事，背后多由这些徽商家族操持。以文入仕，以商养文，徽商把政商结合玩到了极致，在盐、典、茶、布诸行中全面开花。于是有了乾隆朝的巅峰。彼时扬州徽商总资本号称五千万两，而国库存银最丰时也不过七八千万两；盐商鲍志道一人，生前便先后捐银二千万两、捐粮十二万石。
最风光的当属 "两淮八大总商" 之首江春：六次接驾、独力修建行宫，相传还有 "一夜堆盐造白塔" 的豪举；乾隆两度驾临其康山草堂，赐内务府奉宸苑卿、加一品光禄大夫，甚至嘱咐新任巡盐御史："广达（江春）人老成，凡事多与他商量。"
两淮盐务本设 "总商"，乾隆朝更出现权倾一时的 "首总"—— 江春正是其中之一，半官半商，实际已跻身帝国权力的一角。一介布衣，竟成天子座上宾，世人因此称他为 "以布衣上交天子" 的天下最牛徽商。
然而，巅峰之下即是悬崖。
皇太后寿诞，江春捐银二十万两；金川用兵，捐四百万两；黄河筑堤，捐二百万两；林爽文起事，又被逼捐军费二百万两。明面上他一生报效达一千一百二十万两，暗中打点更不计其数。待江春去世，江家早已油尽灯枯。
道光年间，财政亏空的清廷以整顿盐务为名，再逼江家交出四十万两，江氏后人无力偿付，终遭抄家。
江春之败，正是徽商由盛转衰的缩影。朝廷盘剥无度，盐商只能层层加价，把负担转嫁给百姓。清初江南盐价每斤不过二三文，到道光年间汉口竟涨至四五十文，偏远之地更达每斤数十上百文。
百姓吃不起官盐，私盐遂大行其道，官盐滞销，两淮盐商积欠的盐课滚雪球般涨至数千万两，为拖延还款，他们甚至哀求朝廷分期。或分十五年，或分三十年。
在道光十二年，两江总督陶澍痛下决心，在淮北试行票盐法：取消盐商专卖，凡纳税者皆可领票贩盐。垄断既破，盐价回落，两淮岁入反而增加 —— 据载此后十数年，两江岁入较此前增收一千余万两，而徽州盐商的根基，就此被连根拔起。
咸丰元年，太平天国起事，战火席卷江南，瘟疫灾荒接踵而至，曾经 "无徽不成镇" 的帝国第一商帮，终于在乱世中灰飞烟灭。
回望徽商三百余年兴衰，起于政商结合，也亡于政商结合。当王朝把这台 "提款机" 榨干最后一枚铜板，那个盛极一时的财富帝国，便与不断索取它的王朝，一起沉入历史的黄昏。这大约也是中国旧式商帮共通的宿命 —— 财富一旦只被索取、不被护佑，再厚的家底，也经不起一场接一场的 "报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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