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母亲走后五个月,我和大哥没说过一句话。
我认定,是他拿走了母亲留下的二十万拆迁款。
除夕夜,我穿上母亲生前缝好的棉袄,在夹层里摸到一张折得很小的纸条。
展开的那一刻,我才知道,这五个月我骂错了人,而他替我扛了整整八年……
腊月二十八,我把货车停在服务区,在驾驶室里坐了二十分钟,才重新打火。
离老家还有三百公里。往年这个时候,我一路都在给母亲打电话。"妈,我到哪儿了。"”妈,炕烧热点。"她总在那头说:"不急,路上慢点,妈等你。"
今年,手机通讯录里那个号码还在,可再也不会有人接了。
母亲是九月初走的。脑出血,从发病到咽气,不到六个钟头。我接到小妹的电话往回赶,进村的时候,她已经躺在堂屋的门板上,身上盖着白布。
我叫陈建军,四十六岁,在外面跑长途货运。上头有个大哥陈建国,五十一岁,守着老家的地和母亲。下头有个妹妹陈小英,在县城超市当收银员。
按说,母亲走了,兄妹三个应该抱在一起哭一场。可是我们没有,我们在灵堂前吵了起来。
事情出在一个存折上。
前年,老宅旁边的几亩地被征了,一共补了二十万。钱打进母亲的存折,母亲不识几个字,存折一直自己收着。出殡前一天晚上,小妹翻箱底找母亲的寿鞋,顺手翻出了那个存折。她翻开看了一眼,脸色就变了。
存折上,余额是三千二百块。
我从她手里抢过来,一笔一笔往下看。去年十一月、十二月,两个月,二十万,分三次取走了。
我问:”钱呢?”
小妹说:”我不知道,二哥,我真不知道。"
第二天一早,小妹去了趟信用社,找熟人问了一嘴。回来的时候,她站在灵堂门口,半天不敢进来。
我说:”说。"
她说:”人家说,钱是妈亲自去取的……大哥陪着去的。"
我一直觉得,大哥这个人老实、闷、不会说话。可那一刻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个字不认得的老太太,被人领着去取了二十万。
我走到院子里。大哥正蹲在地上,往铁盆里叠纸钱。
"大哥,妈的钱呢?"
他手里的动作停了一下,没抬头:”什么钱?”
"拆迁款,二十万。"
他沉默了很久,说了一句:”钱没了,就是没了。"
我的火一下顶到了头顶。我一脚踢翻了他面前的铁盆,纸灰扬了一院子。
"人还没下葬,你把她的钱弄没了,你还有脸蹲在这儿给她烧纸?"
院子里的人全静了。嫂子刘凤英从厨房冲出来,红着眼睛想说什么,被大哥一声"凤英"喝住了。她咬着嘴唇把话咽回去,转身进屋,门摔得震天响。
大哥慢慢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看了我一眼。那不是生气,也不是心虚,是一种很累很累的眼神。
他什么也没解释,弯下腰,一张一张去捡地上的纸钱。
母亲下葬那天,我们兄弟两个一个站在坟东,一个站在坟西,隔着一座新土堆,没对过一句话。这一别,就是五个月。
腊月二十九夜里,我到了陈庄。村口的路灯坏了,我把车灯开到最亮,照着前面白茫茫的雪。老宅门口,贴了一半的红对联在风里哗哗地响。
小妹先迎出来,接过我手里的包:”二哥,你可算回来了。"
屋里烧着炉子,暖烘烘的。堂屋的八仙桌上摆着母亲的遗像,前面一碗饺子,三根香。我对着照片站了一会儿,磕了三个头。起来的时候,听见身后有人咳嗽。
是大哥。他穿着一件旧军大衣站在里屋门口,比我上次见他瘦了一圈。他点点头,说:”回来了。"
我说:”嗯。"
就这两个字,我们兄弟五个月的交流,用完了。
嫂子在厨房揉面,探出头看了我一眼,把脸一扭。她以前最爱跟我拉家常,问我路上累不累,车里冷不冷。今年,她一个字都不肯多说。我心想,好,你们一家都向着他,我是外人。
吃饭的时候,大哥一直在咳。他咳起来整个人弓着,像要把什么东西从胸腔里掏出来。嫂子起身给他拿了一片白色小药片,他一仰脖子就水吞了。
我问:”感冒了?”
大哥说:”老毛病,冬天犯。"
小妹在桌子底下踢了我一脚。我没当回事,我满脑子都是那二十万,哪有心思管他咳不咳。
夜里,小妹从柜子里抱出一件棉袄,放在我床边。
"妈给你缝的。从去年秋天就开始缝,缝了好久。走之前那几天已经缝好了,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柜子最里头,叮嘱我一定要交给你。"
那是一件深蓝色的棉袄,面子是粗布,针脚细密,扣子是母亲一颗一颗盘出来的布扣。这是母亲给我缝的第十一件棉袄。
我开了十一年长途车。第一年入冬,我随口跟她抱怨驾驶室冷。第二年秋天,一件厚厚的棉袄就托邻居捎到了县城。从那以后,年年如此,棉花是她自己地里种的。
我摸着棉袄,鼻子一酸。
小妹在旁边说:”二哥,你别再跟大哥闹了。"
"我闹?"我冷笑,”他把妈的钱弄没了,是我闹?”
小妹咬着嘴唇:”二哥,你就那么确定,是大哥拿的?”
"不是他,难道是我?"
她张了张嘴,最后什么也没说,转身出去了。我把棉袄随手扔在床尾,一夜没睡着。
除夕一大早,我被院子里的动静吵醒。
大哥在贴对联。他踩着小板凳,伸手去够门框上沿,够了两次没够着,凳子晃了一下。嫂子在下面扶着,急得直喊:”你下来,我来!”
"没事。"他说。
他又咳起来,一手扶着门框,一手捂着胸口,咳得脸都红了。我站在屋檐下看着,心里闪过一丝说不清的东西,很快又压了下去。
我对自己说:装的吧,心里有鬼,才什么都不敢说。
上午,我去后院劈柴。这是从小干到大的活,斧头一落,木头一分为二。劈到一半,大哥拎着一桶煤渣从旁边经过,我随口说了一句:”大哥,煤我来搬。"
他脚步停住了。
"不用,我自己来。"
"你咳成那样,还逞什么强?"
他看了我一眼,把桶放下了。这是五个月来,他第一次没跟我犟。
我拎起那桶煤渣往灶房走,胳膊一沉。少说有四五十斤。回头看,大哥扶着腰,一只手撑着墙,缓了好一会儿才直起身。
"大哥,你到底怎么了?"
他笑了笑:”年纪大了,哪有不犯点毛病的。"
他转身进屋了。我站在雪地里,手里的煤桶忽然变得很重。可没过一会儿,我又对自己说:要是真有病,为什么不说?一个人心里没鬼,会什么都不解释吗?
下午三点多,侄子陈浩回来了。
浩二十四岁,在县城一家汽修店当学徒,开一辆二手小面包。他一进门,我就看出不对劲:脸色发灰,眼睛通红,年货往桌上一扔,连一声"二叔"都没叫。
嫂子迎上去:”浩儿,咋了?”
浩坐在桌边,两只手攥着,指节发白。过了好一会儿,他开口,声音是哑的:”小雯她家,说婚事再议。"
屋里一下安静了。
浩和小雯处了三年,说好今年五一办事。小雯家提的条件不算过分,彩礼八万八,再在县城付个小房子的首付。浩攒了六万,家里本来指望着,奶奶留下的那二十万能给他撑个场面。
结果钱没了,婚事也黄了。
浩猛地抬头,盯着他爹:”爸,你给我句实话,奶奶那二十万,你到底拿去干什么了?”
大哥坐在炕沿上,一动不动。
"你说话啊!"浩吼了出来,”全村人都在说你把奶奶的钱拿走了!我跟他们吵了好几回,我说我爸不是那种人!可你一句话都不解释,你让我怎么替你说?”
嫂子捂住了嘴。大哥低着头,半天,只吐出一句:”浩儿,爸对不住你。"
"我不要你对不住!我要你告诉我钱去哪儿了!"
我本来不想插嘴的。可看着浩那副样子,我心里的火又蹿了起来。
我站起来:”大哥,孩子都急成这样了,你就别硬撑了。你要是拿了,认个错,该补的补,二叔替你出一半。你这样不吭声,是要把浩的婚事耽误到什么时候?”
"建军!"嫂子突然尖声喊出来,”你有什么脸说这话?你知道你大哥他——“
"凤英!"
大哥一声低喝,像一把刀,把嫂子后半句话生生斩断。她浑身发抖,眼泪涌出来,捂着脸冲了出去。
我愣在原地。她刚才想说什么?”你知道你大哥他"——他什么?
屋里没人说话。炉子里的炭烧得噼啪响,窗外孩子们的鞭炮一声接一声,欢天喜地,和这间屋子像两个世界。
大哥站了起来,走到我面前,看了我很久。
然后他说:”建军,你把妈给你缝的棉袄穿上。"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什么?”
"穿上。"他声音很平静,”外面冷,天黑了更冷。"
我冷笑:”大哥,你现在跟我聊棉袄?”
"妈走之前交代过。"他说,”除夕这天,让你把棉袄穿上。"
我愣住了。小妹在门口轻轻叫了一声:”二哥……”
我看看大哥,看看小妹,最后看向缩在炕角的浩。三个人,六只眼睛,全在等我。
我转身进了里屋,拿起那件深蓝色的棉袄。
穿上的时候,我的手指碰到了下摆的位置。那里鼓鼓的,硬硬的。
我把手伸进去,隔着棉花,摸到一个小小的、方方的东西。针脚在那一圈格外地密,比别处密了不止一倍。
我的手一下子停住了。
屋外鞭炮正响,我却觉得耳朵里什么都听不见了。
我找来剪刀,一点一点挑开那圈密密的线。棉花扑出来,落了我一手。
一张折得只有指甲盖大的纸,用红线缠着,静静躺在棉絮中间。
我展开它。那是母亲的字,她只念过两年书,写起字来一笔一画,像小孩子描红。
第一行写着:”建军,你哥没拿钱。"
第二行只有一句话:”你还记得八年前,来家里堵你的那个债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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