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春天，上海美术家协会在河南路展厅办了一场国画展。一个53岁的女人站在展厅角落里，看着自己的两幅山水画挂在最不起眼的位置。她穿一身洗得发白的布衣，身形瘦削，走路时微微弓着背。认识她的人如果仔细看，才能从眉眼间认出——这是陆小曼，徐志摩的遗孀。
就在这个普通的下午，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她余生的走向。
那二十五年，她是怎么熬过来的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乘坐的飞机在济南撞山。那年陆小曼28岁。
丈夫一走，她的生活来源就断了。徐家老父亲原本每月给她三百块生活费，后来认定她和翁瑞午同居，这笔钱也停了。翁瑞午是个推拿医生，家底不算薄，为了供养陆小曼，他变卖家里的字画古董，供她看病吃药。陆小曼身体一直不好，哮喘、胃病缠着她，后来又染上了鸦片瘾。1948年，翁瑞午凑钱把她送进戒烟诊所，关了十三个月，出来时体重不到一百斤。烟是戒了，可身体底子一直没缓过来。
到了1955年，翁瑞午查出严重肺病，常年咳血，医药费很高，还要抚养一个私生女。两个人的积蓄很快就见了底。
那时候她住在上海延安中路四明村的一间亭子间里。老上海的亭子间夹在楼梯和厨房中间，采光差，通风差，冬冷夏热，白天进去都得开着灯才能看清字。她的收入来源是给出版社抄稿子，手抄一页换几分钱。为了活命，她硬是把抽了十几年的鸦片戒了，戒断反应让手指抖了大半年，可她还是握着笔一个字一个字地抄。
那几年，认识她的人提起她，用的词大多不太好听。抽大烟的旧太太，害死徐志摩的女人，资产阶级交际花。这些标签贴在她身上，撕都撕不掉。
但有一件事，很少有人提。上海沦陷那八年，汪伪政府的人多次找上门，带着重金，想请她出面挂个“亲善妇女会”的名。她每次把来人带的东西扔出门外，隔着门说：我是中国人，不给日本人当幌子。她宁可靠卖自己画的扇面换米，也没点过头。
这些事，在当时没几个人知道。知道了，也没几个人当回事。
画展上那两句问答
1956年，上海美协办了一次国画展，由画家钱瘦铁牵头，收了不少沪上画家的作品。陆小曼也送了几幅山水画去参展。
展览开幕那天，时任上海市长陈毅和夫人张茜去了现场。陈毅这个人本身喜欢写诗读诗，对书画也有兴趣。他走在展厅里，走到一幅山水画前面停住了。
他问旁边陪同的人：这画是谁画的？
旁人答：陆小曼。
陈毅沉默了一下，又问：她现在怎么样了？
旁人答：没有工作，靠给出版社抄稿为生，住在亭子间里。
就是这两句问答，改变了一切。
陈毅听完之后说了句话。旁边工作人员有些好奇，问了一句：“首长，您认识陆小曼？”陈毅笑笑道：“陆小曼也算我的半个师母吧。”
这话传到外面，很多人觉得意外。因为陈毅和徐志摩之间，并不只是“师生”那么简单。
陈毅和徐志摩那场笔仗
1923年秋天，陈毅到北京中法大学读书。徐志摩当时是该校的兼职教师，陈毅听过他讲的课。后来陈毅自己回忆过这段经历，说在中法大学读书时，多次听徐志摩老师的讲课，很受教益。
两个人你来我往，在报纸上论战了好几个回合。但说到底，那是观点之争，不是私仇。
拿到聘书那天
1958年，55岁的陆小曼成了上海中国画院的专业画师，加入了上海美术家协会。1959年，她被聘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同年被评为上海市“三八”红旗手。
最后的日子
1965年春天，上海华东医院一间普通病房里，陆小曼拉住来探望的朋友，说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沉默的话。
“我是一个无儿无女的孤独老人，我一度很长时间失去工作。真心感谢政府，感谢陈毅市长。当年没有陈毅的帮助，我不可能在余生发挥出自己的长处。”
1965年4月3日，陆小曼在上海华东医院去世，享年62岁。
陈毅当年在画展上说的那句“半个师母”，不是一句客套话。他帮陆小曼，也不是因为私人交情。他在上海当市长那几年，安排过很多像陆小曼这样的人——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但只要有一技之长，愿意做事，他就给安排岗位。
一个人到了五十多岁，才第一次领到属于自己的工资。这件事本身没什么好说的。但对她来说，这意味着她可以不用再寄人篱下，可以自己决定明天吃什么药，可以挺直腰板做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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