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23日，东京巢鸭监狱，土肥原贤二站在绞刑架前，抽签决定的行刑顺序，使他成了七名死刑犯中第一个受刑的人。这个结果听上去荒唐，却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监狱只有一座绞刑架，七个人必须依次执行。
土肥原没有等太久。
他曾经把“运气”当作谋略的一部分，却没想到人生最后一次抽签，抽到的是通往死亡的顺序。
土肥原贤二出生于1883年8月8日，地点在日本冈山县一个武士家庭。父亲土肥原良勇是日本陆军少佐，他早年也曾想走军官道路。1902年，土肥原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来又进入陆军大学深造，与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等人有同窗关系。
真正改变他人生方向的，并不是战场上的冲锋，而是情报与渗透。
1913年以后，土肥原长期在中国活动。他在北平学习汉语，熟悉地方风俗，还刻意接近商贩、帮会人物和各派军政人员。据日方资料及相关回忆，他掌握多种语言，尤其擅长北京话。会说中国话，懂一些中国习俗，这些能力并没有让他成为友好人士，反而使他更容易钻进军阀之间的缝隙。
他常以顾问、调停者的身份出现，实质上搜集情报、制造矛盾，替日本扩大影响。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土肥原曾参与对奉系的扶持。1925年郭松龄反奉时，日本关东军出兵干涉，客观上帮助张作霖渡过危局。土肥原也因此更加接近奉系核心，成了张作霖身边的日本顾问。
张作霖并非日本人理想中的傀儡。他借助日本力量壮大势力，却不愿彻底交出东北主权。对土肥原来说，这种人可以利用，却不能长期放任。
1928年6月4日，皇姑屯发生爆炸，张作霖所乘列车被炸毁。关于事件的直接执行者，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留下了明确痕迹；土肥原则在此前后的情报、联络和政治布局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把全部责任简单归于一人，并不符合史实，但土肥原绝非局外人。
张作霖死后，他又试图拉拢张学良。张学良没有接受这套安排，1928年宣布东北易帜，使日本控制东北的计划受到挫折。土肥原由此更加坚定地推动分裂中国的方案。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土肥原很快在沈阳建立影响，并参与了扶植溥仪的行动。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溥仪名义上成为执政者，实际权力却掌握在日本关东军手中。土肥原所做的，正是把政治欺骗、军事压力和地方分化揉在一起。
东北得手后，他又把目光投向华北。
1935年，土肥原借“张北事件”向国民政府施压，促成《秦土协定》。秦德纯被迫代表中方签字，察哈尔的军事与政治空间进一步被日本挤压。随后，土肥原扶植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试图把华北切割成第二个伪满洲。
这套办法很直白：先制造摩擦，再提出过分要求；等对方退让，便扶植地方傀儡。
有人曾问他：“你究竟想要什么？”
土肥原的回答据称只有一句：“让中国自己分裂。”
这句话是否为原话，难以完全确认，但它确实概括了其长期活动的方向。
1938年，土肥原出任日军第十四师团师团长，率部沿平汉线南下，攻占保定、石家庄、邯郸、安阳、新乡等地。在兰封会战中，中国军队顽强阻击，日军推进受挫。后来国民政府扒开花园口黄河大堤，造成豫、皖、苏等地严重灾害。土肥原的军事进攻，是这一决策产生的重要背景之一。
离开战场后，他又回到特务系统。
吴佩孚拒绝出任日本扶植的华北政权首脑，始终没有公开投敌。1939年12月，吴佩孚因牙龈受伤到北平日本医院治疗，随后死亡。关于其死因，长期存在日本特务借治疗机会下手的说法，土肥原被认为与策划有关，但具体执行过程并无完整公开证据。历史叙述可以指出嫌疑，却不能把所有细节说成已经完全坐实。
1940年，土肥原继续参与拉拢汪精卫，推动汪伪政权建立。日本想借汪精卫分化中国抗战力量，土肥原则负责其中大量政治联络工作。此时的他，既是军人，也是情报头目，更是日本侵略政策的重要操盘手。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签署投降书。9月9日，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在南京举行，冈村宁次代表日军投降。
土肥原于1945年9月被捕，后来作为甲级战犯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面对指控，他拒绝承认罪行，只回答：“主张无罪。”秦德纯等人出庭作证，说明他在东北和华北制造傀儡政权、破坏中国主权的具体活动。
1948年11月12日，法庭判处土肥原绞刑。一个多月后，他在巢鸭监狱抽中第一顺位。据记载，临刑前他曾引用“二河白道”的典故作诗，希望眼前狭路能够变宽。
但绞刑架不会因一句诗改变高度。
当夜，土肥原贤二第一个被押出牢房，走向了他早已为许多人安排过的那种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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