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荣民总医院2004年2月10日的普通病房里，空气静得能听见心电监护仪的滴答声。64岁的黄任中闭着眼，呼吸越来越浅。床边没几个熟人，只有他儿子黄若谷低头站着，手里攥着一张刚收到的催缴单——欠税连本带利33.2亿新台币，光是利息就滚了快一倍。隔壁床大爷还在问：“这人不是以前开劳斯莱斯进阳明山的吗？”
他真开过。1995年高位抛掉远东航空股票，一口气进账56亿新台币。那会儿他刚满55岁，福布斯榜单上名字烫得发亮，皇龙投资公司办公室地板是整块意大利大理石铺的，助理递杯水都得戴白手套。可谁也没想到，七年之后，他蹲在上海一家小旅馆里，用旧皮带捆着行李箱轮子，怕拖着走时散架——里面装的是他最后几块爱马仕皮带扣和一块假百达翡丽。
黄任中1940年生在重庆，父亲黄少谷当过台湾“外交部长”，家里门槛高，规矩多。他偏偏最烦规矩。读书时逃课去修收音机，被校长拎着耳朵罚抄《孝经》，抄到一半溜去后门修邻居家电视机，还收了五毛钱。后来跑到美国念数学硕士，白天泡实验室，晚上替人修电视机换零件，手比脑子动得还快。1971年回台湾，第一单生意是帮松下代工电视显像管支架，用三台二手车当抵押，硬是把美国橡树公司的代理权谈下来。那年他31岁，厂子租在台北南港，仓库漏水，他带着工人拿脸盆接，接满一盆倒进桶里，再拎去浇后院那棵歪脖子榕树。
钱来得太快，人就容易飘。他真信自己是“情场股神双料选手”，一边在股市翻云覆雨，一边在阳明山别墅里订制三米六宽的大床。有媒体拍到他生日当天，九个姑娘穿同色系真丝睡裙站在露台合影，镜头外他举着香槟笑得见牙不见眼。20亿新台币砸下去，只为了维持这个“后宫编制”——管家排班表贴在冰箱上，谁陪夜、谁管珠宝匣、谁负责每周三下午陪他看《东方日报》地产版，写得比上市公司年报还细。
陈宝莲19岁那年拍完第三部风月片，躲在红磡码头哭湿整条围巾。黄任中开着银色奔驰停在她面前，递来一张空白支票。她填了“五十万”，他划掉，写了“五百万”，又加了句：“随时支取”。后来她常半夜飞台北，在他书房地毯上睡着，听着他在隔壁打越洋电话谈并购，声音温柔得像哄孩子。2002年上海静安区那栋居民楼顶，她跳下去时，黄任中正和两个新来的助理在垦丁吃海鲜，桌上啤酒瓶还没收。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刮过来，他手里的地产项目全成了画饼。远东航空股票早卖了，可炒房的仓位重得像扛着整栋101大楼在跑。税务部门上门那天，他正让管家清点书房那套明代青花瓷——结果九件里七件是景德镇2001年产的，连底款“大明成化年制”都是激光刻的。2002年判了三个月，牢里没让他戴手铐，但看守所墙皮掉渣的样子，他记得比自己结婚证上的字还清楚。
出狱后他住进台北荣总，医保卡刷不了顶级病房。护士换药时嘀咕：“这血糖值，比我们食堂糖水还高。”他没接话，只是盯着窗外那棵榕树——根须全从水泥缝里钻出来，歪着，却活得很长。2004年火化那天，骨灰盒是殡仪馆送的最便宜款，灰扑扑的，连个刻字都没来得及加。黄若谷签完字转身就去银行，柜台小姐抬头问：“您是要办继承公证吗？”他顿了两秒，说：“不办了，债务全接。”
阳明山那栋别墅去年被法拍，起拍价八千三百万，流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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