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春天，毛泽东乘专列外出视察。一次谈话结束后，专列工作人员向乘务员说出了她刚才与毛主席交谈的内容。乘务员追问之下，对方领着她走进一间屋子，指着里面的录音设备说：“我就是从这里听到的。”
这件事很快传到毛主席那里。专列办公室的花盆后面，果然藏着一个麦克风。问题由此变得严重：这不是普通的工作记录，而是在谈话对象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收音，更没有经过毛主席本人同意。
毛主席当即要求查清设备从何而来。此时，正在河北徐水县调研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还不知道北京已经出了状况。4月26日晚，他接到办公厅副主任龚子荣的电话：“主席生气了，你明天下午以前赶回北京。”
杨尚昆反复追问原因，电话那头只留下六个字：“秘密录音问题。”话说得含糊，分量却不轻。杨尚昆后来在日记中记下，当晚“脑子中很乱，整夜未睡好”。
4月27日17时20分，杨尚昆乘火车抵达北京永定门车站。邓小平、彭真已经在那里等候，他这才知道，毛主席专列上发现了秘密安装的录音装置。杨尚昆感到意外，因为他原以为专列上的设备属于经批准的工作安排。
调查很快指向了设备安装的来龙去脉。有关人员考虑到毛主席不喜欢身边摆着显眼的录音机，便把麦克风藏在花盆后面，并将设备装在专列办公室及毛主席下榻处，方便记录接见外宾时的谈话。设备本身或许有工作用途，但安装方式和使用范围，已经越过了规矩。
更麻烦的是，个别工作人员把设备用于记录毛主席与乘务员的交谈。这段谈话既不是中央正式会议，也不是与地方领导或外宾商谈的重要事项，更没有专门指示要求录音。办公设备一旦脱离授权，哪怕出发点是“方便工作”，性质也会发生变化。
录音并非当时突然出现的新事物。1949年4月中央办公厅机要室重组后，叶子龙兼任机要室主任。随着中央事务增多，单靠速记保存讲话，难免出现遗漏。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期间，中央秘书局曾对会议进行录音，正是为了提高记录的准确性。
毛主席对录音却一直十分谨慎。1956年苏共二十大期间，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内容随后传遍世界，这件事使毛主席更加警惕。在一次小型会议上，他发现杨尚昆、胡乔木正在记录讲话，便说：“你们记这些干什么？以后不要记了。”
后来，1956年4月25日毛主席发表《论十大关系》时，由于没有完整速记和录音，整理人员只能依据记忆及与会者笔记补充，稿件与原讲话存在差距。毛主席看后不满意，这件事也让中央办公厅意识到，记录工作不能简单地一刀切。
1958年7月21日，毛主席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由于谈话涉及苏联提出的长波电台、潜艇基地和联合舰队等问题，毛主席要求留下记录。当时使用的是一种微型设备，安装隐蔽，却因时间过长发热损坏，谈话内容并未完整保存。此后，机要室购置了较为可靠的设备，并制定录音范围。
规定很清楚：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央重要会议上的讲话，中央领导与地方负责同志的重要谈话，中央电话会议，以及领导指定的内容，才可以录音。1959年11月杭州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明确说不要记录中苏关系的一段谈话，胡乔木提醒现场还有人在录音，毛主席立即问：“是谁让录音的？”录音随即停止。
这次专列事件，正说明制度写在纸上还不够，执行更要逐项核对。5月2日，杨尚昆向周恩来汇报经过。周恩来认为责任并不在他，但杨尚昆仍于5月8日写信检讨，承认自己在管理上“疏于检查”，请求组织处理。
随后，中央书记处决定，给予机要室主任叶子龙、机要室副主任康一民严重警告处分，给予机要室副主任吴振英警告处分。调查还确认，相关录音带和整理稿均保存在机要室，并未外流。
毛主席仍不放心，要求销毁历年录音带。周恩来劝说后，才保留少数重要资料。5月17日，中央书记处讨论防止类似问题重演，决定加强办公厅领导，并通过《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规定中央重要正式会议须经书记处批准后方可记录，其他谈话不得擅自录音。不中返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