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向来是被赞作“勤劳勇敢”的,倘若再要添上一句,恐怕大约也可以算得一个“风趣幽默”的民族了。

这幽默,大抵不是英国式的滑稽,也不是法国式的风流,乃是一种极其独特、极其精微的“中国式幽默”。其精微之处,就在于脑袋与脖子的分工极其明确,又极具弹性。

譬如说,这民族里的“匹夫”们,有时候忽然把头仰得极高,几乎要昂到云端里去,喉咙里便滚出一阵雷霆般的呼喊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这声音自然是极其宏亮、极其壮烈的。大约连天上的神仙听了,也要肃然起敬,以为这地上的匹夫们当真个个都是精忠报国的英雄,恨不能立刻将江山社稷全盘托付给他们。那喊声里的热气,足以将冬天的积雪融化;那气势,也足以让四海的敌国胆寒。这时候的匹夫,仿佛不再是种田的、打铁的、卖烧饼的,抑或是坐办公室抄写公文的,而是握着社稷安危、操纵历史轮轴的神圣巨灵了。

然而,切莫急着感动。因为这头昂得太久,脖子大约总是要酸的。

不过一眨眼的工夫,或是饭碗里的汤汁泼了一点出来,或是路过的官老爷马鞭子扬了一扬,这昂起的头便陡然低了下来。不但低了下来,甚至直要埋进裤裆里去。这时候,若有人在一旁不合时宜地问一句:“既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那么眼下这街上的路障、官衙里的贪墨、或是物价的腾贵,我们究竟该如何处置?”

那低着头的匹夫,便陡然变了一副面孔。眉头紧锁着,眼角夹着警惕与恐惧的光,嘴唇紧闭如刀缝,随后从那缝隙里厉声呵斥出一句:“莫谈国事!”

这呵斥,往往比刚才高喊“天下兴亡”时还要威严,还要急迫,甚至还要带有几分正气凛然的味道。仿佛那“国事”是极脏极凶的瘟疫,谁若是沾上了,或是提了一嘴,便是招祸的引线,是断断不可饶恕的悖逆。

这一仰一俯之间,不过尺寸之遥;一呼一喝之际,不过瞬息之隔。然而其间转换之迅疾,衔接之无缝,真可谓神乎其技。世上最顶尖的戏子,恐怕也翻不出这样绝妙的脸谱来。你说这难道还不算“风趣幽默”吗?

我向来是不大懂戏法的,但对于这种“匹夫的幽默”,却见过不少。

凡是读过几天圣贤书,或是听过几折评书的人,大约都是晓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的。本是顾亭林先生的意思,原话似乎是“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后来被人们提炼得精简了,便成了轰轰烈烈的八个大字。

每当国难当头,或是朝廷要向百姓征调粮饷、招募壮丁的时候,这八个大字便会被高高地挂起来,印在告示上,写在墙壁上,甚至刻在茶馆的门柱上。这时候,匹夫们是被赋予了极高的地位的。你不再是一个卑微的、被统治的“草民”或“刀下菜”,你成了“天下”的主人之一。朝廷兴盛,有你的功劳;朝廷败亡,有你的罪过。这种感觉,自然是极令人陶醉的。

于是,街头的阿Q、咸亨酒店里的孔乙己、乃至城门口卖包子的王老五,便都觉得胸膛里鼓胀胀起来。大家围坐在茶馆里,拍着桌子,唾沫横飞地讨论着四海的局势,仿佛大洋彼岸的战事、或是边关的粮草,全凭他们这一顿茶工夫的闲谈来定夺。

这时候,大家都是“匹夫”,也都有“责”。这责任重得像泰山,压得大家的脊梁骨都微微有些发烫,但发烫之余,却又生出一种神圣的快感来。

这便是“抬起头”时的光景。

然而,茶水终究是要喝凉的,包子也是要算钱的。

当匹夫们怀着满腔“保卫天下”的壮志,准备走出茶馆,去对那收税的税吏、或是巡街的巡捕伸张一下“匹夫之责”,问一问那粮饷究竟去向了何方,或是那路边的饿殍该由谁来负责时,现实的冷风便陡然吹了过来。

税吏的横眉,巡捕的警棍,或是衙门里那块写着“肃静回避”的木牌,会立刻将匹夫们从“天下主人”的神坛上拉下来,结结实实地摔在泥地里。

这时候,大家才蓦然想起,自己虽然有“责”,但似乎并没有“权”。

天下兴了,未必有匹夫的一碗肉吃;天下亡了,匹夫却是一定要先挨刀的。至于那“国事”,原来并不是匹夫可以“谈”的,那是老爷们在后堂里敲定尊卑利害的私产。

于是,聪明人便出现了。

聪明人大约是历来都不缺的。他们眼疾手快,立刻伸手将那刚要伸出去的脖子缩了回来,顺势将头低得低低的。不仅自己低头,见旁人还在那里不知死活地昂着头哼哼,便立刻伸出食指,贴在嘴唇上,发出一声极其严厉、极具威慑力的:“嘘——莫谈国事!”

这一声“莫谈国事”,真是有如雷霆贯耳,立刻能将满屋子的“天下兴亡”吹得烟消云散。茶客们面面相觑,刚才还通红的脸颊陡然变得苍白,随后便是一阵尴尬的沉默。沉默之后,大家便又低下头去,各自嚼着手中的茴香豆,或是数着桌上的铜板,仿佛刚才那场关于“天下”的豪言壮语,不过是一场集体做过的噩梦。

茶馆里挂着“莫谈国事”的牌子,据说是很久以前就有的规矩。

清朝末年有,民国时期有,到了后来,这牌子虽然从墙上摘了下来,但大约是早已雕刻进了人们的骨髓里,成了心中的一块无形之牌。

这实在是一种极妙的生存智慧。

高喊“天下兴亡”,大约是可以显出自己的高尚与热血来的。在安全的时候,喊一喊这八个字,既不需要成本,又能赢得满堂的喝彩,甚至还能顺便站在道德的高头上,去俯瞰和唾骂那些“不爱国”的旁人。这时候的喊声,是一种低成本的奢侈品,是匹夫们用来装点门面的绫罗绸缎。

而厉喝“莫谈国事”,则是关乎性命的保命符。当危险隐隐逼近,当“国事”触及了现实的刀光剑影、权谋利益时,继续“有责”下去,便有落入地狱的危险。这时候,必须立刻将自己从“天下”的宏大叙事里割裂开来,退回到一具只知吃喝拉撒的肉身里去。

高喊,是为了证明自己是“人”;低头,是为了确保自己能“活着”。

既想当神圣的“人”,又想安全地“活着”,于是这“抬头”与“低头”的舞蹈,便在中华大地上演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熟练者如云,巧捷者如风。

最可笑的,往往不是那喊叫的人,也不是那喝止的人,而是这同一批人,在不同的时辰,扮演着截然相反的角色。

朝晨,在广场上,在大路边,面对着虚无的敌人或是宏大的旗帜,他是最响亮的“匹夫”,恨不能将腔子里的一热血全部喷洒出来,以此证明自己的赤胆忠心。

暮夜,在灯下,在饭桌旁,当子孙后代问起一句关于身边不公的疑惑时,他却又成了最凶狠的“长者”,一巴掌拍在桌子上,面色铁青地训斥道:“吃你的饭!莫谈国事!不要给家里招祸!”

这种双重人格的戏码,若是在戏剧舞台上演,大约是要得大奖的。可惜它不是戏剧,它是千千万万匹夫们真实的生活。

然而,我有时常常要想:这“天下”与“匹夫”,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假使这“天下”当真是匹夫的天下,那么匹夫谈一谈自己的家当、问一问自家的进退,本是天经地义的事。自家的小屋漏了雨,主人总该可以说一句“这屋顶该修了”;自家的院子里进了贼,主人也总该可以喊一声“抓贼”。

可现在的规矩却是:当屋顶要塌下来压死人、或是需要匹夫去跟贼人拼命的时候,官家便拍着匹夫的肩膀说:“屋子是你的,天下也是你的,匹夫有责啊!”

而当匹夫想要看看账本,问问这屋子为什么会漏雨、那贼人是怎么进来的时刻,官家(以及那些自命聪明的匹夫)便立刻翻了脸,厉声呵斥道:“这屋子是官家的,国事也是老爷们的,你这卑贱的匹夫,安敢在此胡言乱语?莫谈国事!”

原来,这“责任”是匹夫的,“权力”却是老爷的;“挨刀”是匹夫的,“坐享”却是老爷的。

匹夫们被这套戏法耍得久了,竟然也练就了一身绝技。他们学会了在官家需要的时候,及时奉献出自己的脖子去“抬头”;又在官家发怒的时候,及时收回自己的脖子去“低头”。

甚至,他们还发展出了一套自我安慰的逻辑。

他们说:“高喊‘天下兴亡’,是我们的情怀;厉喝‘莫谈国事’,是我们的智慧。这叫张弛有度,这叫大智若愚。”

于是,幽默感便油然而生了。

这是一种带着血腥味的幽默,是一种用奴颜婢膝包裹着的豪情壮志。全世界大约再找不到第二个民族,能将“救世主的狂热”与“奴才的谨慎”如此完美地结合在同一个灵魂里。

我曾在街头看见过这样的一幕:几个青年人聚在一起,正为了远方某个国家的战事争得面红耳赤,每个人都挥舞着拳头,声嘶力竭地喊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仿佛自己下一秒就要披挂上阵,去拯救世界和平。那热情,真是炽烈得可以煮熟鸡蛋。

不料,路边忽地走过一个城管,推翻了一个卖菜老妇人的摊子。菜叶撒了一地,老妇人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那几个青年人愣了一下。其中一个稍微年轻些的,大约是热血还没完全凉透,向前迈了一步,似乎想去问个究竟,或是说几句公道话。

还没等他的脚落地,旁边一个年长些的青年便一把将他拽了回来,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用一种极其低沉、又极具威严的声音在他耳边呵斥道:“你作死啊!管这闲事干嘛,快走!”

那年轻的青年打了个寒噤,迈出去的脚连忙缩了回来。几个人立刻低下了头,贴着墙根,像几只老鼠一样,悄无声息地溜走了。

不过走出几十米远,到了安全的转角处,他们的头便又重新昂了起来,继续高谈阔论起大洋彼岸的局势,继续高喊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了。

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我忽然很想笑,但不知怎的,眼眶里却有些发酸。

这便是我们的“匹夫”,这便是我们的“风趣幽默”。

中国大约是不缺匹夫的,也不缺喊口号的声音。

缺的,大约是始终能把头抬着、且把眼睛睁开的人。

昂头高喊“天下兴亡”,若是只为了表演给旁人看,或是为了掩盖自己内心的怯懦,那这喊声便与蛙鸣无异,不过是夏天池塘里的一阵噪杂罢了。

低头厉喝“莫谈国事”,若是成了全民的生存铁律,成了老子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的至理名言,那么这民族便注定只能在“奴才”与“暴民”之间循环往复。

当“天下”需要你的时候,你便被捧为“匹夫”;当“国事”不需要你的时候,你便被贬为“蝼蚁”。而我们却还在这种捧与贬之间,乐此不疲地玩着“抬头”与“低头”的游戏,甚至自诩为“风趣幽默”,这实在是天下第一等大悲剧。

假使有一日,匹夫们不再需要靠高喊“天下兴亡”来满足虚妄的英雄梦,也不再需要靠厉喝“莫谈国事”来苟全性命于乱世;假使匹夫们能平平静静地坐在茶馆里,昂首挺胸地谈一谈身边的国事,既不虚伪,也不恐惧——到那时,这民族大约才算不上“幽默”,而真正算得上是一个“尊严”的民族了吧。

可惜,现在的茶馆里,水还在烧着,牌子还在挂着,匹夫们也还在忽而抬头、忽而低头地忙碌着。

夜正长,路也正长。我合上书页,走出门去,只听得暗夜里隐隐传来一阵声音,仔细分辨,却分不清那究竟是“天下兴亡”的呐喊,还是一声压低了嗓子的——“嘘,莫谈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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