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75年冬，我叫沈兰秀，是湘西山沟里一个地道的乡下丫头，认不了几个字，却偏偏叫村里下来插队的城里男知青看上了眼。
那年我十九岁，他叫江怀远，比我大三岁，戴着一副细框眼镜，手掌白净，说话轻声细语，跟我们寨子里那些满脸黑泥、动不动就扯着嗓子骂娘的庄稼汉，不是一路人。
他头一回到我家借箩筐，站在我家土屋门槛外，被山风吹得耳朵通红，冲我傻笑了半天，硬是憋出一句："你……你家还有别的农具吗？"
我低着头没搭理他，把箩筐往他怀里一塞，转身就往灶屋边躲。
可我的心，那一刻就跟被柴火燎了一下，再也凉不下去了。
后来的事，快得像湘西山头上的一场雾。他托了老村长来我家说亲，我爹坐在门槛上抽了半晌旱烟，才挤出一句："城里伢子，靠得住？"江怀远在院坝里站直了身板，声音不抖不颤："叔，我江怀远这辈子，就认定兰秀一个人。"
我躲在里屋的窗棱后头偷听，那一刻鼻子酸得不行。
1975年腊月里，我们在寨子里摆了两桌土席，算是成了亲。
婚后的日子，穷是穷，可那土屋里头，处处都是热乎气儿。他对我好得没话说，六年里我给他生了两对龙凤胎，四个白胖娃娃挤在一张木板床上，哭声笑声能把土屋顶子掀翻。
寨子里的老娘们儿背地里戳我脊梁骨，说我是山沟里的野丫头攀上了城里人，迟早有一天要被扔掉。我不信，他也当着我的面一次次发誓，这辈子谁都别想拆散咱这一家六口。
我信了他整整六年。
直到1981年腊月那个大雪夜，土屋的门被山风吹开，床头上只剩下一封信、一沓钱票，和四个还没睡醒的孩子。他，走了，连个招呼都没打。
寨子里人的冷话像刀子一样往我身上扎，我在灶膛前哭得撕心裂肺，却还得爬起来给四个娃煮糊糊。
整整两年，我一个人把四个娃从嗷嗷哭闹拉扯到能帮我烧火捡柴。1983年开春，我攥着他信封里那个省城地址，咬着牙带上四个孩子，一路扒火车去找他。
可当我站在那扇朱漆大铁门外，看清门楣上那块牌子的时候，我的腿，死活迈不进去了。
01
我这个人，命不算好，但也不算最苦。
湘西的山沟子里，比我苦的女人，多的是。
我娘十六岁嫁给我爹，头胎生了我，是个丫头，我爹脸色黑了半个月。后来又生了三个，还是丫头，我爹干脆把烟杆子一扔，说这辈子是被女人克了，在村里抬不起头。
我从小就知道，自己是个多余的人。
可偏偏，我长了一张不该长在山沟里的脸。
村里的老太太爱捏我脸蛋，说沈家这个大丫头，眉眼水灵，是个有造化的。我娘每次听了，嘴角扯一扯，转头就跟我说："造化个屁，早点嫁出去，少给家里费粮食。"
就这么着，我十九岁，还没嫁出去，在村里已经算是"大龄"了。
寨子里几个媒婆轮流上门，说的不是山那头的跛脚汉，就是隔壁村死了老婆、带着俩拖油瓶的老鳏夫。我爹坐在那儿一根接一根抽烟，偶尔抬头看我一眼，眼神里头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意思——快点有人把你领走，我也省心。
就是这一年，知青来了。
寨子里来了七八个城里娃，男男女女，背着行李卷，操着一口半生不熟的普通话，站在村口被风吹得东倒西歪。村里的小孩围着他们跑，老人站在墙根底下斜眼打量，嘴里嘀咕："城里伢子，能干啥活？"
江怀远是头一个让我多看了一眼的人。
不是因为他长得有多好，是因为他站在那堆知青里头，偏偏不跟别人挤在一块儿扎堆说话。他一个人站在稍远点的地方，仰着头，看着湘西的山，眼神里头有种说不清楚的东西——不是嫌弃，也不是害怕，像是好奇。
他第一回上我家来借箩筐，是秋收后的第三天。
我正蹲在灶屋门口择菜，听见院子里有人咳嗽一声，抬头一看，是他——那个戴眼镜的城里伢子，站在门槛外头，手里捏着一顶草帽，眼睛往里头张望，见我看过去，立马把草帽往胸口一压，扯出一个笑。
"你好，我是下来插队的，我叫江怀远，住在村东头知青点，我们那儿秋收要用箩筐，听说你家有多余的……"
他说话的时候，字跟字之间掐得很紧，像是在脑子里头过了好几遍，生怕说错了字。
我把他上下打量了一眼，没吭声，起身进屋，扛出两个箩筐往他怀里一塞。
"谢……谢谢。"他接过箩筐，愣了一下，又补了一句，"你叫什么名字？"
我低着头往灶屋里走，没理他。
他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才听见脚步声走远。
我蹲回灶屋门口，重新低头择菜，手里却不知道停了多久。
02
箩筐借出去十天，他还回来的时候，带了半斤红糖。
用一张旧报纸包着，皱皱巴巴的，搁在箩筐里头，像是怕我不收，压在底下。
我娘眼睛尖，一把抓出来，翻来覆去看了看，扭头对我喊："兰秀！你把红糖收起来！"
我从灶屋里探出头，看见那包红糖，又看见门口站着的江怀远，脸不自觉地往灶火边靠了靠。
"不用，还给他。"
"还什么还！"我娘已经把红糖揣进了围裙兜里，冲着门口摆了摆手，"进来坐，吃了饭再走！"
江怀远愣了一下，推了推眼镜，望了我一眼，搓了搓手说："不……不用了，我们知青点还有活儿，我先回去……"
"哎，城里来的伢子，客气什么！"我娘已经在拉他往堂屋走，"我们兰秀做的饭，香！"
我站在灶屋里，抄起锅铲，把锅里的菜翻了个底儿朝天，恨不得把自己也翻进锅里去。
那顿饭，吃得比我想象中还要难熬。
我爹喝了两口米酒，话就多了，拎着筷子对着江怀远一顿问，嗓门一个字比一个字高："城里哪儿的？你爹是干什么的？家里几口人？来这儿多久了？打算待几年？上头还有没有兄弟姐妹？"
江怀远把筷子搁下，一样一样答，神色没乱，说话不急，说是省城来的，父亲在单位上班，来插队已经一年多，兄弟姐妹各有一个，至于待几年，"组织安排，不敢乱说。"
我爹把最后那句嚼了嚼，眼睛眯起来，换了个方向："城里伢子，吃不了苦吧？"
"吃得了。"江怀远没有迟疑。
"说说容易。"我爹把碗往桌上一顿，"你们城里来的，下了地就喊腰疼，挑了担就说脚软，说吃得了苦，我见多了。"
江怀远没急，把袖子往上一撸，伸出两只手，掌心朝上，搁在桌面上。
我娘凑过去看了一眼，小声说："哟，起茧子了。"
我爹斜着眼扫了一眼，没说话，端起碗继续扒饭，鼻子里"哼"了一声，算是揭过去了。
我坐在灶屋和堂屋之间的门槛边上，低着头扒饭，一口都没尝出什么味儿。
江怀远的目光，在那顿饭里头，悄悄落在我身上好几次。
我都没抬头。
但我知道。
饭后江怀远起身告辞，在院门口转过身，冲我爹弯了弯腰，说了声"叔，谢谢您家的饭"，这才走了。
我爹坐在堂屋里，把旱烟袋摸出来，装了一锅，抽了好半天，才冒出一句："这城里伢子，不像个浮躁的。"
我娘在旁边接了句："人家有礼数。"
我爹"哼"了一声，没再开口。
后来隔壁的田婆来我家串门，靠着门框压低嗓门跟我娘咬耳朵："你们家兰秀，叫那个戴眼镜的城里伢子看上了，人家托老村长说亲呢！"
我当时在里屋缝补被面，手里的针扎进指头，愣是没觉着疼。
我娘当时没吭声，晚上把我叫到灶屋，把门带上，压低声音问我："你自己个儿啥想法？"
我低着头，盯着灶膛里的火，半天没说话。
我娘叹了口气："城里伢子，我也不是说不好，就是……将来他回了城，你咋办？"
我没法回答这个问题。
十九岁，湘西山沟里，我只知道他跟我见过的所有男人都不一样。他不赌钱，不骂人，手掌白净，说话轻，走路稳，看我的眼神里头没有那种让人起鸡皮疙瘩的轻浮。那时候的我不懂什么叫喜欢，只知道每次听见院子外头有脚步声，我的耳朵会不自觉地竖起来。
03
老村长上我家来说亲那天，我爹正在院子里劈柴。
老村长抽着旱烟，坐在我家门槛上，把江怀远夸了个天花乱坠："有文化，懂礼数，干活儿踏实，村里没一个说他闲话的，这娃儿，是个好的。"
我爹抡了两下斧子，没搭腔。
老村长又添了一句："人家父亲，在省城是有单位的人，将来兰秀嫁过去，不会受委屈。"
我爹这才把斧子搁下，坐到院子里的石墩上，抽出旱烟袋，塞了一锅烟，擦了根火柴，对着烟袋锅子连呛了好几口，才慢悠悠开了口：
"城里娃，靠得住？"
就这一句话，问的是老村长，却像是扔到了风里头。
老村长还没来得及接话，院子外头响起脚步声。
江怀远来了。
他站在院门口，没推门，先在外头喊了一声："叔，我能进来吗？"
我爹扭过头，上下打量了他一眼，鼻子里"哼"了一声，算是应了。
江怀远推开院门，走进来，冲我爹深深弯了个腰，说："叔，我知道您对我不放心。我也不会说什么大话。我就想当着您的面讲清楚——我江怀远这辈子，就认定兰秀一个人，不管将来到哪儿，她跟孩子，我带着走，绝不撇下。"
院子里安静了一息。
我爹抽了一口烟，把烟雾吐得很长，看着院墙外头的山，没说话。
老村长在旁边搓着手，"这娃儿，说话算数的，您就放心吧……"
"放心。"我爹忽然开口，把烟袋在石墩上磕了磕，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木屑，"城里人说话，我不大懂。但有一样——兰秀要是受了委屈，别说是省城，天边我也找得到。"
江怀远没有丝毫犹豫，低头，又弯了一个腰："叔，您放心。"
我躲在里屋的窗棱后头，把这一幕看得清清楚楚，眼眶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红了。
1975年腊月初八，我们在寨子里摆了两桌土席，几碟炒菜、一锅腊肉，寨子里的人挤了满满一院子。
就这么着，我嫁给了江怀远。
洞房那夜，外头鞭炮稀稀拉拉放了几声，屋里头一盏煤油灯，把两个人的影子压在土墙上，又长又歪。
江怀远坐在床沿上，把眼镜摘下来擦了又擦，半天才开口，声音低低的："兰秀，委屈你了。"
我没说话，只是把手放到了他掌心里。
他的手，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暖。
婚后的日子，过得比我以为的要踏实。
他不嫌家里穷，跟着村里的汉子一块儿上山开荒，锄头抡得虎虎生风，手掌上磨出了茧子，还来拿给我看，笑着说："兰秀，你瞧，我现在跟你们村的人，像不像？"
我瞟了一眼，没好气地说："就你那白面书生的样，像个鬼。"
他哈哈笑了，把手在裤腿上蹭了蹭，低头去忙手里的活。
04
我们的头一对孩子，是在婚后第二年生的，一对龙凤胎。
儿子叫江山，闺女叫江河，是江怀远取的名字。
我说："这名字，怪。"
他笑着说："不怪，好记，将来他们长大了，走到哪儿都记得自己从哪儿来。"
我没再反驳，把两个孩子一左一右搂在怀里，那一刻觉着什么话都是多余的。
又过了两年，我生了第二对，还是龙凤胎。儿子叫江木，闺女叫江苗，仍是他取的，说是要生根发芽的意思。
四个娃一下子填满了那间土屋，整天哭声笑声闹成一团，邻居老赵婆一墙之隔，每天卯着嗓子喊："兰秀！你家又在拆房子啊！"
我在院子里晾尿布，冲墙那头喊回去："赵婆，这叫人气旺！"
日子就是这么过，吵吵嚷嚷的，却有滋有味。
有一年冬天，老三江木发了高烧，烧到滚烫，手脚都凉了，我抱着孩子在屋里急得团团转，江怀远顶着大雪，深一脚浅一脚跑了二十里山路，把村里唯一的赤脚医生背了回来。
那晚上他守在孩子床边一整夜，湿毛巾换了一遍又一遍，天亮的时候孩子烧退了，他靠着床板睡了过去，两只手还搭在孩子腿上，连姿势都没变。
我站在床边看着他，想开口，没开口，把被子轻手轻脚搭在他肩上，去灶屋烧水了。
那时候，我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
江怀远在这几年里，变了一些，又没变。
说变，是因为他越来越少在家待着。插队的头几年，他天天跟村里的汉子抢着干活，晚上摸黑回来，点着煤油灯陪我说话。1978年以后，他开始频繁往公社跑，有时候一走就是三四天，回来也不说去哪儿，见我问，就沉默着摸摸我的头，把话岔开。
说没变，是因为每次回来，他第一件事，一定是把四个娃挨个抱一遍，挨个亲一口，然后拉着我的手坐在院子里，看湘西的山，一句话不说，就那么坐着。
有一回我忍不住问他："你这段时间，到底去哪儿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兰秀，你信我就行。"
"信你？"我把声音压低，怕孩子听见，"你一走三四天，跟个影子似的，我怎么信？"
他把我的手握紧了一下，没有再说话。
我扭过头，望着院墙外头的山，鼻腔里头发酸，却不想让他看见。
寨子里有人开始嚼舌根，说江怀远这个城里伢子，变了，说不准哪天就跑了。我当时气得要命，冲着说闲话的人当面骂了回去，骂得那人灰头土脸地走了，我站在院子里，胸口还噗噗跳着。
江怀远那天就在院子里，我骂完了，扭过头，看见他靠着门框，望着我，眼神里头有什么东西，复杂得很。
"干什么看着我。"我黑着脸问他。
他走过来，弯下腰，在我额头上轻轻碰了一下，低声说："兰秀，对不住。"
我愣了一下，没说话，没问他为什么道歉。
我只是侧过头，把眼眶里那点酸意忍了回去，进屋去给孩子们煮饭了。
05
1981年腊月，湘西的雪下得特别大。
那年的冬天格外冷，山里的风像刀子，从门缝里头往屋里灌，四个娃窝在一张床上，挤成一堆儿，你推我我推你，偶尔迷迷糊糊翻个身，又都睡过去了。
江怀远那段时间更不对劲。
他回来的次数少了，回来了也不怎么说话，坐在院子里一坐就是半天，手里攥着一根烟，却迟迟不点。
我问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他摇摇头，说没有，叫我别多想。
腊月十六那天晚上，他把四个孩子挨个抱起来，抱了很久，久到最小的江苗都被闹醒了，迷迷糊糊地叫了一声"爹"，他就又把孩子搂紧了一下，脸埋在孩子的小脖颈里头，一动不动。
我站在灶屋门口，隔着门缝看见这一幕，脚底下像是生了根。
那一夜，我睡得很浅，迷迷糊糊总觉着身边有动静，睁开眼，江怀远侧着身子，背对着我，一动不动，不知道睡没睡。
腊月十七，我睁眼的时候，天还没亮，手往旁边一摸，冰凉的。
我爬起来，点上煤油灯，屋里头只有四个娃的呼吸声。
床头的板凳上，压着一封信，信封上头写着"兰秀亲启"，信封下头是一沓钱票，厚厚的，叠得整整齐齐。
我的手抖着把信拆开，里头是他的字，一笔一划，写得工整：
"兰秀，我走了。这辈子我欠你和孩子的，我记着。钱你先用着，地址在信封底下，找得到我。我欠你一个说法，总有一天我会回来说。"
落款，只有两个字——怀远。
没有日期，没有解释，没有任何能让我抓住的东西。
我把那封信看了一遍又一遍，直到窗外天光大亮，四个娃相继从床上爬起来，大毛扯着我的袖子喊："娘，我要吃饭。"
我把信塞回信封，把信封压在枕头底下，站起来，去灶屋给孩子们生火。
手在抖，锅铲在抖，整个灶屋里的空气都在抖。
但我没哭。
那天没哭。
一整天，我把四个娃喂饱了，洗了衣裳，劈了柴，喂了鸡，把屋子里里外外收拾了一遍，直到后半夜，四个娃全睡熟了，我才坐在院坝的台阶上，把脸埋进膝盖里，哭出了声。
哭得撕心裂肺，却又拼命压低声音，生怕惊醒孩子。
那一夜，我一个人坐在院坝里，哭到天亮。
我爹头一回听说这事，没有说"我早就说过"。
他进了屋，把旱烟袋往地上一摔，操起墙边的扁担，劈手砸在堂屋的木桌上，"啪"的一声，震得碗碟全跳了起来，他站在那儿，胸口剧烈起伏，眼睛红着，牙关咬紧，一个字都没说出来。
我站在他身边，一句话也没敢开口。
好半天，他才把扁担慢慢放下，在椅子上坐下来，手撑着膝盖，低着头，沉了很久，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孩子留在这，你去找他。"
我说："孩子我带着，我自己找。"
我爹抬头看了我一眼，没再多说，把旱烟袋从地上捡起来，装了一锅烟，划了根火柴。
后来的事，不用细说，谁也能想到。
寨子里的冷话跟春天的草一样，往外冒。
"就说嘛，城里伢子靠不住，跑了。"
"可怜兰秀，四个娃，咋带啊。"
"这辈子算是废了，谁家敢要一个带四个娃的女人。"
我从不当面回这些话，只要背过身，牙关咬紧，拉着四个孩子往前走。
最难的是头一个冬天。
粮食见了底，缸里的米只剩了个底子，四个娃眼巴巴坐在桌边等吃饭，我掀开锅盖，锅里的稀饭照得见人影，我用勺子把稀饭往四个碗里头一一分，把锅底最后那点刮干净，自己那碗就剩了个碗底薄薄一层。
江山那天抬头看了我一眼，把自己碗里的饭舀了一半往我碗里倒，低着头，奶声奶气说了句："娘，你多吃点。"
他那年，才五岁。
我接过碗，低下头，眼泪掉进了饭碗里，也没叫孩子看见。
那个冬天，我去隔壁赵婆家借过两回粮，赵婆二话不说，把米袋扛出来就往我手里塞。我说："婶子，我欠你的，来年还。"赵婆摆了摆手，说："什么欠不欠的，都是寨子里的人，说这个干什么。"
我捧着那袋米走出赵婆家的院门，在路上站了好一会儿，才把眼眶里那点热意压了回去。
就这么着，我一个人，拉扯四个孩子，一天天硬撑着过。
两年，整整两年。
四个娃从嗷嗷哭闹，长到能跑能跳，能帮我捡柴抱粮。
大毛江山，已经像个小大人，能扛得起半袋谷，见我弯腰干活，会跑来说："娘，你歇着，我来。"
1983年开春，我把那封信翻出来，把信封底下那个地址看了又看，省城，一个我从没去过的地方。
我当天晚上，把四个孩子挨个叫到跟前，跟他们说："明天，咱们进城。"
大毛江山歪着脑袋："娘，去干嘛？"
"找你们爹。"
屋子里安静了一息。
二毛江河问："爹……爹在城里？"
"嗯。"
四个孩子对视了一眼，没再问什么。
第二天天没亮，我把四个孩子收拾好，背上一个包袱，揣着那封信，拉着孩子们出了门。
寨子里几个早起的老娘们儿，站在路口看着我，没有人开口说什么，但眼神里头那些东西，我全看见了。
我低着头，拉着孩子，一步一步往山路上走。
路上的艰难，不说也知道。
扒上一辆顺路的货车，颠了大半天，在镇上换了一回汽车，车里头挤得像沙丁鱼罐头，四个娃轮流坐在我腿上，最小的江苗晕车，吐了一路，把我的棉袄前襟糊得一塌糊涂。
在省城的车站下车的时候，江苗哭着不肯走，我蹲下来，拿袖子给她擦脸，低声说："乖，快到了。"
我自己都不知道快不快到。
在车站旁边拦了个认得路的人，比着那个地址，问了好几回，走了将近一个时辰，两腿发沉，怀里的江苗死死搂着我的脖子，另外三个孩子一声不吭地跟在身后，偶尔踩进路边的水洼，溅了一裤脚的泥，也不吭声。
路越走越安静，两侧的树越来越高，墙越来越厚，行人越来越少，空气里头都是一股我叫不出名字的气息。
脚步声，开始觉着不对劲。
最后，我站住了。
面前是一道朱漆大铁门。
门楣上挂着一块牌子。
我仰着头，把那牌子上的字，一个一个辨认过去。
我认字不多，但那几个字，我连蒙带猜，全看明白了。
喉咙里像是被什么堵住了，耳朵里嗡地一声，两条腿从膝盖往下，慢慢失了力气。
四个孩子站在我身后，小的拽着我的后衣角，大的望着那扇铁门，谁也不出声。
我站在那道门外，攥着那张被我摸得起了毛边的信纸，深吸了一口气，咬着牙开口："走，进去找你爹。"
我牵着四个孩子刚挪出两步，门口哨兵的眼神就像刀子一样扫了过来："站住！干什么的？"他上下打量着我这身沾了煤灰的破棉袄，又瞅了瞅身后四个孩子，眉头拧成了一个死结。
"同志，我找江怀远，这是他两年前留的地址，你行行好，帮我通报一声！"我从怀里掏出那封信，双手抖着递过去。
哨兵连瞟都没瞟，抬手就往外推："这里没有姓江的，你走错地方了，快带着孩子走！"
我梗着脖子不肯挪步，就在这时，院子里头响起一阵疾走的脚步声。
一群穿呢子大衣的人簇拥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首长走了出来，当中还有个穿藏青色中山装的年轻男人，正低着头翻着手里的文件，一边走一边压低嗓子汇报着什么。
那男人抬起头的一瞬间，我抱着小闺女的胳膊猛地一颤，怀里的孩子"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是他。
是江怀远。
他也看见了我，脸色唰地一下白得像一张纸，手里的文件夹"啪嗒"一声掉在了地上。
那个抛下我和四个孩子整整两年的男人，嘴唇哆嗦了半天，才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
"兰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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