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2月2日上午，北京中山公园南墙外，一声枪响划破了节日里的宁静。枪声并不算特别刺耳，附近居民起初还以为是谁家燃放鞭炮，谁也没有想到，人民大会堂三楼会客厅北侧的玻璃上，已经留下了一个清晰的弹孔。
那时正值农历正月十三，街巷里仍有浓厚的年节气氛。人民大会堂却正在举行重要公务活动，周恩来在会客厅接见外宾。玻璃突然遭到枪弹击穿，弹头卡在夹层之间，事情立刻变得严重起来。
人民大会堂是国家举行重大会议和外事活动的场所，安保要求极高。枪声从什么地方传来，开枪者是谁，究竟是偶然滋事，还是有人蓄意破坏？这些问题，不能靠猜测回答。
有关方面很快组织力量调查，公安部副部长于桑参与处理。现场勘验显示，弹孔方向并不简单。北京当日风力较大，弹道可能受到影响，单凭玻璃上的痕迹，难以准确判断射击位置。调查人员一度把目光放到长安街和中山公园一带，沿途排查车辆及可疑人员，案件却没有立即突破。
有意思的是，真正的线索来自一处看似普通的干部住宅大院。居民回忆，案发当日上午，李达家附近传出几声异常响亮的声音，听上去不像普通鞭炮。调查人员随后核查枪支情况，发现李达家中确实有一支小口径步枪，使用的弹药口径也与现场弹头基本相符。
李达是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曾任国防部副部长，后来担任国家体委副主任。他参加过宁都起义，长期从事作战指挥和参谋工作，因熟悉地图、判断地形准确，被部队称为“军中活地图”。
宁都起义发生在1931年12月。李达当时在国民党军第26路军中任职，曾承担筹运粮饷等任务。起义前，他把粮饷和物资送回部队，为起义创造了条件。此后，他在红军、八路军和解放战争中历经多场战事，长期担任重要参谋职务。
然而，军功赫赫并不意味着家庭成员可以拥有特殊便利。李达对子女要求一向严格，长子李如龙成年后曾希望到部队工作，也被他劝回家乡务农。李达的态度很明确，不能因为父亲的身份，就另走一条轻松的道路。
这起枪击事件的关键人物，是李达的小儿子李迪民。当时他十六岁，正在读高中，寒假期间与几个伙伴在家中玩耍。孩子们对枪械有好奇心，他便取出家中的步枪，带着同伴到院子里打麻雀。
院子附近的树上停着几只麻雀，李迪民连续射击，没有打中。麻雀飞向房顶，他又爬上屋顶继续瞄准。屋顶视野开阔，远处的人民大会堂正好处在射击方向上。几声枪响之后，一只麻雀落地，孩子们一阵欢呼，却没有人意识到还有子弹飞向了更远处。
调查人员将那支步枪带回现场进行比对试验。射击角度、玻璃破裂形状以及弹孔痕迹，均与人民大会堂留下的情况相互吻合。至此，所谓“枪击案”的真相才被确认：没有敌特组织，也没有预谋刺杀，只是一个少年擅自取枪打鸟造成的意外。
有人向周恩来汇报时，曾担心李迪民会被严厉追责。周恩来听完后说：“既然是意外，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依法处理也要实事求是。”但他随即强调：“干部子弟更要管好，不能让他们把特殊身份当成护身符。”
这句话点出了处理此事的尺度。李迪民没有遭到刑事追究，并不等于事情可以轻轻放下。其行为虽属过失，后果却相当严重：枪支管理出现漏洞，孩子能够随意取枪，重要建筑的安全也因此受到威胁。相关方面随后检查枪械保管制度，进一步收紧枪支弹药的管理。
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主要有三层原因。其一，射击行为针对的是麻雀，并非针对人民大会堂或任何个人；其二，现场没有人员伤亡，也没有造成建筑主体损坏；其三，李迪民年纪尚轻，属于缺乏判断能力的少年，案件性质属于意外过失。
但这并不能抹去事件的警示意义。枪支不是玩具，干部家庭也没有超越制度的特权。对李迪民的处理，既避免了把一次意外夸大成敌情案件，也没有回避枪械管理和家庭教育上的责任。人民大会堂的那块玻璃，最终留下的不只是一个弹孔，也暴露出当时管理环节中不应存在的疏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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