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柳宗元的《捕蛇者说》：权力垄断如何导致横征暴敛？|官吏|宦官|悍吏|捕蛇者说|柳宗元

《捕蛇者说》

《捕蛇者说》是柳宗元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公元805至815年，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刺史。他在贬所耳闻目睹了朝廷横征暴敛，百姓死亡流徙的惨况之后，愤然写下了《捕蛇者说》。

故事中，柳宗元以捕蛇者蒋氏三代人的遭遇为线索，通过一个看似简单的“以蛇抵税”的故事，揭示了专制社会中横征暴敛的残酷本质，发出了“苛政猛于虎”的沉痛控诉。

文章开篇写永州之野产异蛇——颜色异、毒性异、用途异。这种蛇剧毒无比，“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然而它有一个独特的药用价值，可以治愈大风、挛踠、瘘、疠等顽疾。正因为这个价值，朝廷的太医用皇帝的命令，让永州人每年进贡两次毒蛇，以抵当应缴的租税。

于是，一个荒唐的逻辑链条形成了：一种能致人于死地的毒蛇，竟然成了民众免除赋税的“救命稻草”。永州之人“争奔走焉”——他们争先恐后地去捕捉这种随时可能夺走自己生命的毒蛇。这不是因为他们不怕死，而是因为在赋税的重压下，死亡已经不是“可能”的问题，而是“早晚”的问题。捕蛇有死亡的危险，但一年只需冒险两次；而赋敛造成的死亡威胁，却天天存在、年年延续。在两者之间，捕蛇成了一种“理性的选择”。

这个逻辑本身就是对专制统治最尖锐的讽刺。当民众必须在“被毒蛇咬死”与“被赋税逼死”之间做出选择时，这个社会已经沦为一座巨大的绞肉机，无论你选择哪条路，终点都是死亡。区别只在于：捕蛇者是在逃税的道路上赌命，而其他人是在缴税的道路上等死。

柳宗元随后叙述了蒋氏三代人的遭遇。蒋氏的祖父死于捕蛇，父亲死于捕蛇，他自己接过这个差事已经十二年，其间“几死者数矣”——有好几次差点丧命。当柳宗元提出要帮他更换差事、恢复他的赋税时，蒋氏却“大戚，汪然出涕”，说出了那句震撼千古的话：“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也。”

这句话是全篇的核心。蒋氏不是不知道捕蛇的危险，他的祖父、父亲都因捕蛇而死，他自己也多次险些丧命。但即便如此，他仍然不愿意放弃这个差事，因为在他看来，捕蛇的不幸，远不如恢复赋税的不幸更甚。他亲眼看到同村的人为了缴赋税而耗尽田地的出产、用尽全家的收入，然后哭喊着离乡背井去逃荒，一路上饥渴劳累、风吹雨打、受着瘴气，死在途中的人不计其数。而蒋氏自己，却因为捕蛇的缘故，不因赋敛而破产，不因穷苦而流亡，不因转徙而倒毙，独能生存于世，安活于乡。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感恩”故事，而是一个关于“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生存计算。在一个不给人活路的社会里，任何一条活路都成了“恩赐”；在一个不让人生存的制度中，任何苟延残喘的方式都成了“幸运”。蒋氏的泪水，不是对捕蛇的恐惧，而是对赋税的绝望。

专制统治的根源：权力垄断如何导致横征暴敛

柳宗元在文章中有一段极为生动的描写：“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这些悍吏来乡里收税时，四处叫嚣、横冲直撞，吓得鸡犬不宁。而蒋氏却因为献上了毒蛇，所以“弛然而卧”——他可以在家中安睡，不必担心官吏的骚扰。

这个对比极为刺目：一个捕蛇者，因为给朝廷进贡了毒蛇，就能免于官吏的侵扰；而那些缴税的普通农民，却要天天面对悍吏的凶悍与逼迫。在专制社会中，官吏与民众的关系，从来不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而是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官吏的权力来源于上级而非人民，他们不需要对民众负责，只需要完成征收任务。为了完成任务，他们可以采用任何手段——恐吓、勒索、拘押、鞭打，无所不用其极。民众在官吏面前没有任何抵抗能力，只能像猎物一样被追赶、被捕获、被吞噬。

蒋氏的“弛然而卧”，是以进贡毒蛇为代价换来的。他有毒蛇可以“献”，所以官吏对他“客气”；而那些没有毒蛇可献的农民，就只能在悍吏的淫威下瑟瑟发抖。这种差异本身，就是专制统治最真实的写照：在这个社会里，你不是被这个人欺压，就是被那个人欺压；你唯一的区别，只是找到了一种暂时不被欺压的方式。而这种方式，从来由不得你选择。

柳宗元所处的时代，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安史之乱后，唐王朝一蹶不振，社会动荡，藩镇割据，宦官专权。表面上，朝廷的权力在衰减，但实际上，专制反而在强化。宦官在朝廷上把持权力，藩镇在地方上割据一方，他们的共同点都是：权力高度垄断，不受限制、制约、约束和监督。

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力、地盘和奢华生活，他们必须养军队、扩势力、争地盘，这一切都需要大量的钱财。钱从哪里来？从民众身上搜刮。赋税越来越繁重，杂税越来越多，以罚代管成为常态。地方官吏为了完成征收任务、讨好上级，不惜对民众进行敲骨吸髓的压榨。在这种高压统治、蛮横管理、无尽搜刮之下，大批民众破产逃亡，流离失所，民不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