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湖南长沙郊外，住院的何德全每天清晨都会走出医院，手里拿着竹篓和小铲子，在道路旁、荒地边收集牲畜粪便。粪便装满后，他不交给医院，也不带回病房，而是送到附近生产队的墙角，作为农田积肥使用。
起初，附近农民只把他当成一名普通病人。有人问他是哪一村的老人，他只回答：“当过兵。”再多问几句，老人便笑笑，不再开口。
这件事传开后，医院政治处觉得蹊跷。老人穿着病服，举止沉稳，说话不多，却不像一般农民。经过查访，大家才知道，眼前这个每天拾粪的人，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何德全。
消息一出，医院里不少人都感到意外。有人想请他谈谈，何德全却摆手说：“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不值得宣传。”在他看来，积肥支援农业，和战士站岗、农民耕田一样，都是分内之事。
何德全早年参加革命。1930年，他投身红军，长期在战争环境中工作，身体也留下了不少旧伤。可是，军衔和职务并没有改变他的生活习惯。对他而言，劳动不是临时起意，而是几十年没有丢掉的本领。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面临严重的物资困难。外部运输受阻，部队和群众的生活都很紧张，粮食尤其珍贵。为减轻百姓负担，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机关干部、部队官兵都要参加生产。
当时的何德全已担任较重要职务，仍带着兵站部一百三十多名干部和战士下地劳动。他身体并不好，常有头晕、眼花的毛病，却坚持早起，带头开荒。几个月下来，他们开垦出九百多亩土地。
开荒只是开始。播种、除草、施肥、收割，每个环节他都要过问。那段时间，黑豆是许多军民餐桌上的主食，能不能多收一分粮，关系到部队供应，也关系到当地百姓的负担。
有意思的是，何德全并不只盯着主粮。他带人种南瓜、豆角等作物，还摸索提高产量的办法。一次生产展览会上，他种出一个重达二十四公斤的大南瓜，引起不少人注意，随后获得了生产模范称号。
他还利用夜晚缝制鞋子。新兵换下的旧衣服舍不得丢，拆开后做鞋帮，能穿的留下，做得好的拿到集市上出售。夫妻二人靠这门手艺积攒了一些粮食，其中一部分补贴家用，另一部分交给集体。
这种作风也延续到了家庭。1949年长沙解放后，何德全与多年未见的儿子何罗生重逢。何罗生当时二十九岁，想进城找份工作，不愿再回农村种地。
父亲没有答应。他对儿子说，农村同样需要人，不能人人都往城里去。何德全并非不疼孩子，只是他认为，干部子弟更不能把家庭关系当成通行凭证。何罗生后来留在家乡，在土地改革和农村建设中积极工作。
多年以后，孙子何树根参军，在海军服役期间曾写信，希望爷爷帮忙解决提干问题。何德全看完信后拒绝了。1974年，何树根复员，面对工作安排，他依旧没有出面托人。
有人问何罗生，为何父亲不把家人带进城。他回答得很直接：“种田也是工作，只是分工不同。”这句话，正是何德全一贯家风的写照。
1961年，长沙女记者朱希伦曾采访何德全。她见到的将军，正在自家菜地里干活，身穿打着补丁的旧军服，手里拿着一顶磨损的草帽。谈到艰苦朴素，他只是笑着说：“也算不上什么事迹，吃、穿、用不大讲究罢了。”
屋内的情形也很朴素。1953年在广东领取的军用棉衣，他一直穿到后来；1955年发的军服，已经补过十几个补丁。床上的蚊帐用了多年，记者数出十七处缝补痕迹。
一个中将，住着普通房屋，穿着旧军装，住院期间还惦记着给农田积肥。医院政治处弄清身份后，何德全仍不愿接受特殊对待。他没有留下轰轰烈烈的谈话，留下的只是竹篓、旧衣和一块块被翻开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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