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8月底，山东平邑天宝山，李作鹏带着两名通讯员走到半山腰时，突然被一群叛匪截住。对方没有立即开枪，而是端着枪围拢过来，大声喊着：“抓活的！”
这三个字，反倒给了李作鹏一线生机。
当时，八路军第115师直属机关刚转移到鲁南山区不久，天宝山地形险要，山路曲折，沟壑纵横。李作鹏并不知道，原本接受改编的地方武装已经叛变，山上正等着抓捕八路军干部。
三人没有硬拼。他们借着树木、梯田和高坎交替掩护，一面还击，一面向山下撤退。匪徒见无法迅速得手，又不敢离开山寨太远，追了一阵便停了下来。
李作鹏后来回忆，这次若不是敌人想抓活的，三个人恐怕很难冲出包围。枪口抬起的那一刻，身份和职务都不管用，能不能活下来，只看临场反应和山势掩护。
天宝山的麻烦，源于廉德三的反复。
廉德三原是当地民团头目，手下有两百多人。115师进入天宝山后，曾对这支武装进行改编，并派干部帮助整顿。部队中的一部分人逐渐接近抗日队伍，廉德三却不愿放弃山头上的权力。
在日伪势力拉拢下，他率部叛变，还缴械扣押了八路军十三名战士，并把他们送往费县日军据点。这一行动，使双方再无转圜余地。
师部决定对天宝山展开军事讨伐，李作鹏被指定负责具体行动。南大顶是外围要点，三面陡峭，仅有一处斜坡可以进出，寨墙又高，强攻并不容易。
战斗持续到下午，进展仍不理想。李作鹏准备把指挥位置向前移，便对刘四喜说：“我先到前面，你们拉开距离，一个一个跟上来。”
刘四喜没有同意。他按住李作鹏，说：“我先走，你第二个。”
说完，他冲向前方。不到五十米，一声枪响，刘四喜头部中弹，扑倒在地。前去救援的卫生员刚跑出几步，也被敌方火力击伤。刘四喜再也没有站起来。
这不是普通的同乡之情。
刘四喜与李作鹏同为江西吉安人，少年时期便一起参加地方赤卫队，后来又一同参加红军，经历反“围剿”、长征和抗日战争。到了八路军时期，李作鹏任第115师司令部作战科长，刘四喜任师政治部直属政治处主任，两人都已成为部队骨干。
南大顶被攻下后，李作鹏亲自到刘四喜墓前。天宝山战斗中牺牲的三十六名烈士，只有三人留下了姓名，其他墓碑上只刻着“天宝山战斗烈士之墓”。
战斗并未因此结束。廉德三退守天宝山主寨，那里比南大顶大数倍，守军三百余人，虽然枪械不多，却占据山顶和寨墙优势。李作鹏组织四个连发起攻击，冲锋时，一名通讯员在他身旁中弹倒下。
李作鹏刚转身查看，右侧又传来枪声。子弹从右下腹打入，穿过膀胱，从左臀部穿出。伤口很重，出口足有半寸，鲜血很快浸透衣物。
担架还没有抬远，第三次险情又来了。
部队在山下村庄短暂休息，参谋周云坐在床边整理手枪。退出子弹时，枪械突然走火，子弹擦着李作鹏左耳飞过，打穿了距离耳朵约三寸的床板。
周云脸色发白，连声说：“是我粗心，接受处分。”
李作鹏忍着伤痛回答：“人没事就好，先给我弄碗水。”
这句看似平常的话，实际上压住了现场的慌乱。周云后来调往冀鲁边，约两年后，在一次掩护首长突围的战斗中，率领四十二名干部战士阻击敌军，壮烈牺牲。
真正艰难的，是第四次。
李作鹏的伤口贯穿腹部，膀胱受到损伤，缺少导尿器具，部队只能用简陋办法处理。没有消毒药品，就用盐水代替；没有绷带，就撕床单包扎。伤员躺在床上不能动，稍有感染，性命便可能不保。
这时，115师卫生部医生董其采参与救治。
董其采原名董世臻，1921年出生于辽宁锦西绥中，出身中医家庭，曾在天津学习护理，后进入医院工作。抗战爆发后，她通过地下渠道来到敌后，成为八路军医务人员，并参加野战救护和医务培训。
她没有出现在冲锋队列里，却每天面对另一种战场。李作鹏的伤势严重，护理也十分困难，董其采凭借医术和耐心，帮助他渡过了危险期。
李作鹏获救后，两人逐渐产生感情。按照当时规定，符合条件的干部可以成家。没有隆重仪式，也没有像样的宴席，两人只加餐吃了一条咸鱼，便算办了婚事。
那一年，董其采二十岁，李作鹏按出生年份推算约二十八岁。后来，他们共同生活了几十年。天宝山留下的，不只是一次剿匪行动，也留下了刘四喜、周云两位烈士的名字，以及一段从战地救护开始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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