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人才竞争已经从具体知名科学家的竞争转向对人才培养、筛选和使用的争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一直是人才净流入最多的国家。即使近年来其移民政策和国内政治环境出现波动，美国大学、科研机构和科技企业对国际人才仍然保持着较强的吸引力。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IIE）统计，2024-2025学年，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共有117.8万名国际学生。另据《STEM人才：教育、培训与劳动力》报告，2023年美国约有3600万名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相关劳动者，其中约800万为外国出生者，占比约22%；在拥有博士学位的计算机和数学人才中，外国出生者占57%，在博士层次工程人才中占58%。这意味着，美国在若干关键科技领域形成的优势，并不完全来自本国人口，而是建立在持续吸收全球人才的基础上。

美国能够持续吸引全球人才的真正优势在于，以大学为枢纽把国际招生、科研训练、产业实践、职业流动和移民制度连接起来，使全球人才在不同成长阶段都能找到进入美国的接口，并在学习、科研和工作过程中完成筛选，最终留住最优秀的全球顶尖人才。

从科研动员到长期人才制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大学、国家实验室和企业围绕雷达、航空、核技术和医学等领域展开大规模协作。战争结束后，这种临时科研动员逐步转化为联邦政府资助、大学组织研究、国家实验室承担重大任务、企业推动技术应用的长期安排。

1945年，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在《科学：无尽的前沿》中提出，由联邦政府持续支持基础研究和科学人才培养，同时主要依托大学和科研机构实施。1950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U.S.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成立后，政府资助、大学科研和同行评议逐渐制度化。这一制度把大学置于人才体系的中心。美国不是只在人才成名后高价争夺，而是利用大学面向全球吸引青年，再通过实验室、国家科研项目和企业实践逐步识别其能力。大学因此既是教育机构，也是美国观察、筛选和储备全球人才的前沿平台。

不断完善的法律制度，是吸引国际人才的重要保障。美国不断调整移民法律，先后通过《紧急限额法案》（Emergency Quota Act）、《1924年移民法案》（Immigration Act of 1924）、《1952年移民与国籍法案》（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of 1952）、《移民与国籍法修正案》（INA Amendments）等多部法案，为技术移民群体发挥作用提供制度通道。特别是为顶尖科技人才设置了EB-1A类“杰出人才”和EB-1B类“杰出教授或研究人员”等职业移民优先类别，其中前者甚至不需要申请劳工证和雇主邀请就可以独立向美国移民局提出申请。

梯度人才淘金器：分阶段吸引全球人才

美国吸引全球人才是一个逐级收窄和加码的过程。人才所处的筛选阶段越早，美国提供的准入机会越宽；人才表现出的专业能力越强，所能获得的科研平台、资金支持、职业回报和身份便利就越多。这套“梯度人才淘金器”大致可以分为大学入学前、本科、研究生和产业就业四个阶段，构建了吸引国际人才的生态闭环。

大学之前：引领全球学生的教育选择。

在大学之前，美国争夺的是全球优秀青年的教育选择，其目标是让潜在人才尽早了解美国教育体系，并把美国大学纳入未来升学和职业规划。

美国国务院建立了覆盖全球的EducationUSA教育咨询网络，在175个以上国家和地区设有430多个咨询中心，依托美国使领馆、富布赖特委员会、当地大学和教育机构，为学生提供选校、申请、签证和资助信息等。

美国还通过中学交换和低龄留学渠道，使部分国际学生提前进入其教育环境。J-1中学生交换项目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国学生在美国中学就读一个学期或一学年，并入住寄宿家庭或寄宿学校；F-1签证则允许国际学生进入获得认证的私立中小学，或在规定期限内就读美国公立高中。这些项目可以使学生提前适应英语环境、课程体系和校园文化。大学开办的暑期课程、线上课程和学科体验项目，同样能够降低潜在申请者的信息成本和心理门槛。

这一阶段的“淘金”尽可能多地将潜在人才纳入美国教育的影响范围。

本科教育：以教育声望和发展空间广泛吸纳。

本科阶段是美国大规模吸引全球青年人才的主要入口。2024-2025学年，美国共有35.7万名国际本科生，比上一学年增长约4%。其吸引力首先来自大学品牌和学位的全球认可度，其次来自专业选择、科研参与、企业实习和继续深造等发展机会。

美国没有一个统一的国际本科生招收计划，而是不同大学依托自身声望、学科优势、财务条件和国际化目标在全球争夺生源。顶尖私立大学主要依靠品牌、校友网络和奖助资源吸引优秀学生，大型公立大学则依靠较多的专业选择、科研平台和产业联系扩大国际招生。一些大学还通过海外宣讲、校友组织及与国际中学的合作建立生源网络。进入大学后，国际学生还要在基础课程、专业分流、实验室申请、研究项目、学科竞赛和企业实习中接受持续观察。擅长研究的学生可能较早进入教授实验室，具有工程能力的学生可能在企业实习中脱颖而出，具有市场意识和组织能力的学生则可能进入创业项目。这种机制的特点，是把人才识别分散到较长的教育过程中。大学不会仅凭一次考试来判断学生的全部潜力，还需要通过课程、项目和实践不断修正评价。与此同时，学生也可以在接触不同学科和职业之后重新选择方向。

研究生教育：围绕前沿领域和顶级实验室精准“淘金”。

研究生阶段是美国吸引全球高层次科技人才最关键的环节。相较本科招生，这一阶段的候选人数量有所收窄，专业方向更加明确，大学投入的科研资源也明显增加。

2024-2025学年，美国高校共有48.8万名国际研究生，是国际学生中规模最大的学历层次，其中约57%选择STEM专业。美国在计算机、工程、数学、物理和生命科学等领域吸引全球人才的能力，很大程度上通过研究生教育实现。

其核心吸引力首先来自世界一流的导师、实验室和科研设施。2024财年，美国高校研发支出约为1177亿美元。联邦科研经费、大学资金和企业合作项目共同创造了大量研究助理、助教、博士生和博士后岗位。对国际学生而言，赴美攻读研究生不只是获得学历，也意味着进入前沿科研项目、专业共同体和国际学术网络。研究生招生比本科招生更具针对性。院系和教授根据研究方向、项目任务和实验室需求，在全球寻找具有相应知识背景的学生。成绩和学历仍然重要，但研究经历、推荐信、技术能力及与导师项目的匹配度往往具有更大作用。教授和实验室实际上充当了全球人才的“勘探者”。这种精准吸引在关键科技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美国国家科学与工程统计中心数据显示，2023年，美国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博士学位获得者中，临时签证持有者占62%；工程学为56%，数学和统计学为53%。美国通过博士教育，提前把人才纳入本国科研体系。

进入实验室后，国际研究生还要通过课题研究、论文发表、学术会议和团队合作接受进一步筛选。能够持续产生原创成果的人才可能进入大学和国家实验室，擅长技术开发的可能被企业吸收，具有组织和市场能力的则可能走向创业。研究生教育因而既是高强度培养阶段，也是美国对全球人才进行专业分类和重点投资的核心环节。

产业聚集：以职业机会和身份通道完成留用。

经过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美国已经能够较为充分地观察国际人才的能力。此后，吸引力的重心从教育机会转向职业回报和长期身份。

课程实践训练（CPT）和选择性实践训练（OPT）等制度，为国际学生进入美国企业提供了过渡渠道。2024-2025学年，通过选择性实践训练留在美国获得工作经验的国际学生达到29.4万人，比上一学年增长约21%。这表明国际学生选择美国不仅是为了获得学位，也希望借助美国劳动力市场实现职业发展。

企业是该阶段的主要筛选者，相较大学依据成绩、论文和研究潜力进行判断，企业更关注人才能否理解用户需求、完成产品开发、解决工程问题。实习使企业可以在正式聘用之前观察国际人才，也让人才有机会了解美国企业的技术路线和组织文化。

通过企业筛选的人才，还要经过工作签证和职业移民制度的再次筛选。H-1B专业工作签证主要满足企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O-1等类别面向具有突出能力者；国家利益豁免（NIW）等职业移民渠道则更关注申请者能否对美国经济竞争力、关键技术或国家安全产生贡献。2025年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更新相关政策时，明确把高层次STEM教育背景、关键和新兴技术工作，以及对国家竞争力的潜在贡献列为重要考核因素。

教育制度负责把人才吸引进来，企业负责检验其使用价值，移民制度则决定哪些人可以转化为美国的长期人才资源。相关跟踪数据显示，2017年-2019年在美国获得科学与工程博士学位的临时签证持有者中，约73%在毕业5年后仍留在美国；毕业约10年的相关人才中，留美比例约为68%。由此，美国完成了从教育吸引到科研、职业和身份归属的转换。进入的梯度越高，候选人数量越少，美国愿意提供的资源和机会却越多。

以硅谷为例：人才如何转化为创新价值

美国人才价值转化最典型的案例是硅谷，其成功的基础在于大学、联邦科研资源和产业间的长期联结。

1951年建立的斯坦福研究园（Stanford Research Park）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学研究园。斯坦福把学校土地长期租给科技企业，使企业研发活动进入大学周边。目前，园区聚集150多家企业和约2.9万名员工。这种空间安排缩短了大学和企业之间的距离：教授更容易接触产业问题，企业更容易发现潜在人才和科研成果，毕业生也不必离开所在区域就能进入科技行业。

美国联邦科研投入为硅谷发展奠定了基石。1962年，联邦政府在斯坦福土地上建设直线加速器中心，后来发展为由斯坦福大学为美国能源部运营的SLAC国家加速器实验室，国家实验室提供大学和普通企业难以独立承担的大型设施，并吸引世界各地科学家开展研究。

科技成果的专业化转化是从科研成果到产业应用的关键环节。斯坦福大学1970年成立技术许可办公室，负责评估教师、学生和科研人员提交的发明，确定知识产权策略，并寻找企业进行许可，该办公室目前管理着3000多项有效的技术成果档案。大学专业人员负责审批发明专利、寻找科技成果转化途径，有效减少了资源损耗，提升了转化效率。

在此基础上，硅谷逐渐孕育出汇集风险投资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猎头机构的全产业链生态。科学家可以在此专注科研，不需要担心科技产出无法转化的问题。

硅谷由此形成了一条价值转化链：大学吸引全球学生，实验室把学生训练成研究人员，企业把研究能力转化为产品，成熟企业再培养工程师和管理者，其中一部分人离职创业，资本则从创业者中进行下一轮筛选。国际人才可能以留学生身份进入大学，或担任实验室的研究助理、科技企业的实习生，最终发展成为工程师、项目负责人或创业者。

硅谷不是一个简单聚集人才的园区，而是一台持续把人才能力转化为技术、企业和财富的机器。美国大学负责从全球“淘金”，硅谷则负责检验和放大这些人才的创新价值。

美国人才战略的调整及未来趋势

美国的梯度人才机制并非畅通无阻。首先，它形成了“教育入口较宽、长期身份较窄”的漏斗。国际学生可以通过大学进入美国，但毕业后仍要面对工作许可、签证名额和身份转换的不确定性。2024-2025学年，美国国际学生总量增长约5%，首次入学的国际学生却下降约7%，这说明美国的现行政策和教育成本正在影响新增人才的选择。这启示我们，国际人才政策不能只解决“如何进来”的难题，还应解决“如何留下并发展”的配套问题。工作许可、长期居留、配偶就业、子女教育、医疗和科研管理等共同决定人才的长期选择。与一次性补贴相比，稳定、可预期的制度更有助于形成持久吸引力。

其次，美国对国际人才的依赖与安全审查正在同步加深。外国出生人才已占美国STEM劳动力的22%，但人工智能、半导体、量子科技和生物技术又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国家安全管理。审查边界如果不够清晰，就会增加科研机构的行政成本，也会降低国际人才的安全感。如何处理好开放与安全的关系，关键在于建立专业和精准的治理规则，避免把不确定性转嫁给正常的科研合作。

再次，硅谷在证明人才和产业集聚力量的同时，也暴露出产业过度集中会带来生活成本上升的问题。大学、资本和企业集中在少数地区，可以降低合作成本，却会推高住房和生活费用。建设区域人才高地不能把硅谷简单理解为“名校+园区+优惠政策”，更不能在各地复制同一种产业目录，而应根据当地大学、产业和科研基础形成差异化创新集群。

最后，美国的市场筛选提高了人才配置效率，但市场不等于国家长期需要。资本更愿意支持回报较快的技术，周期漫长、风险较高的基础研究仍需公共资金和大学承担。硅谷的成功，是风险资本和联邦政府长期支持的共同作用。

因此，值得借鉴的并不是美国如何“高价挖人”，而是它如何持续提供机会：让潜在人才尽早了解本国教育，让本科生进入真实项目，让研究生使用前沿平台，让工程师能够在企业间流动，让科研成果有机会转化为产品。人才政策应从“待遇竞争”转向“机会供给”，从争夺已经成名的人才转向建设能够不断发现、培养和成就人才的制度。

美国全球人才引力的实质，是一套贯通教育、科研、产业和身份制度的梯度筛选机制。它先让美国成为全球优秀青年的教育目的地，再通过大学和实验室识别人才，通过企业检验人才，最后借助职业与移民制度留住其中一部分人。一个国家真正持久的人才引力，来自值得投身的事业、能够施展能力的平台、稳定透明的规则以及人才成长所需要的时间。只有既能吸引人才，又能在不同阶段识别、使用和成就人才，才能把全球人才流动转化为可持续增长的国家创新能力。（作者苑大勇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教授，郑天成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神州学人》（2026年10期）

作者：苑大勇 郑天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