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我认为赵瑞胜、刘媛敲诈勒索案是被人设局构陷的|刘媛|张律师|张爽|敲诈勒索案|构陷|欧阳|胡国强|赵瑞胜

最近看赵瑞胜案的相关材料，越来越觉得不对劲，就随手写了几篇文章。一位自称欧阳律师的撰文说，我的潜台词是“只要目的正当，手段就可以不问；似乎只要涉及反腐，刑法就该让步”。拜托，我真的没这么认为。我不站队，只是单纯研究证据。

每一份判决书上写的都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至于证据经不经得起推敲，资深的刑辩律师是有直觉的。我的初步分析是，赵瑞胜、刘媛敲诈勒索案是被人设局构陷的。至于对不对，求教更多的同行。

一、一个电话号码，撕开了整起案件的第一道裂缝

在厚达数千页的卷宗里，有一个细节几乎从未被认真讨论过。它藏在一张顺丰快递单的收件人电话栏里，和一个“威胁电话”的关联号码中，安静地指向同一个号码：139****8879。

这个号码属于被举报的贪官胡国强的母亲林某环。

表面上看，它出现在两个地方。一次是2022年12月，胡国强收到一个从河北张家口寄来的快递，里面装着12张跟踪照片。一次是2023年7月29日，一个192开头的号码打给胡国强母亲，说“让胡国强回个电话，不然对他不利”。

而这两个号码——快递单上的收件人电话，和威胁电话的关联号码——在整个案件的所有电子数据、银行流水、微信记录、通话记录中，从未出现过。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刘媛、赵瑞胜、全某伟、宁某、邓某伟、李某、赵某豪——所有被指控的人，没有一个人掌握这个号码。意味着这个号码只存在于胡国强一方的世界里。意味着如果刘媛和赵瑞胜要寄快递、打电话威胁胡国强，他们连“打给谁”都不知道。

但这只是本案众多时间线矛盾中的一个。当我用“时间线”这把手术刀剖开整个案件时，我发现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事实：这起案件中的“犯罪”，具有“未卜先知”的能力。

那谁打的电话？

二、代持协议里的未来房产证号

2021年2月3日，张爽和瞿某签订了一份《房产代持协议书》。协议书里写着：张爽持有的“京2022顺不动产权第0002951号”房产，代瞿某持有。

问题是：2021年2月3日签的协议，怎么知道2022年才会产生的房产证号？

根据在案证据，涉案别墅的产权流转时间线是这样的：2021年2月4日，房屋过户到张爽名下；2022年2月9日，张爽将房屋过户到张某州名下，张某州拿到“京2022顺不动产权第0002951号”证书；2022年8月22日，张某州将房屋过户到杨某名下；2023年7月26日，杨某将房屋过户到弘新拓（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名下。

也就是说，张爽和瞿某在2021年2月3日签订的代持协议里，已经“预知”了整整一年后才会出现的房产证编号。

辩护人在法庭上展示了这份协议，并指出：这直接证明了代持协议是事后伪造的。真正的事实是——张爽就是真实的买房人，胡国强就是真实的出资人。所谓的“代持”不过是为了掩盖3400万巨额资金的真实来源，为了洗钱。

而更令人深思的是：这份明显造假的协议，为什么能被作为证据使用？为什么没有人追究伪造证据的责任？

造假无责，真的是很荒唐。

三、威胁电话的“提前预告”

2023年5月10日，江某辉律师与刘媛、赵瑞胜有一段对话录音。录音中，江某辉说：“然后给人家寄孩子上下学的照片，给人家母亲打电话。”刘媛回应：“他就是说当时问就说是这个事儿。”赵瑞胜说：“那是扯蛋。”江某辉继续说：“你的意思是寄照片，这个事情早就发生了是吗？”刘媛说：“寄照片的事儿没有说。”

请注意这个时间点：2023年5月10日。而根据案卷证据，胡国强母亲收到威胁电话的时间是2023年7月29日。

也就是说，江某辉在威胁电话实际发生的两个多月前，就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更诡异的是，江某辉还说：“这个消息我第一时间知道是从张律师那里知道的。”张律师就是张某州——张爽和胡国强的律师。

一个律师，在威胁事件发生前两个多月，就已经从对方律师那里得知了即将发生的“威胁”。这只有一种解释：这个“威胁”本身就是被策划出来的。

辩护人在法庭上指出：江某辉和张某州的录音显示，两人合谋“弄他个敲诈勒索未遂，也够他喝一壶的”。而江某辉在5月10日的录音中提前说出“给人家母亲打电话”，恰恰证明——这个电话可能是胡国强一方自导自演的。

2023年7月29日，那个192号码打给胡国强母亲时，对方说“让胡国强回个电话，不然对他不利”。胡国强母亲随后换掉了手机号。如果这真的是刘媛或赵瑞胜打的，他们怎么会知道胡国强母亲的手机号？答案很简单：在整个案件的所有电子数据中，胡国强母亲的手机号139****8879只出现在胡国强自己提交的顺丰快递单上，从未出现在刘媛、赵瑞胜、全某伟、宁某、邓某伟任何一个人的手机、微信、通话记录里。

他们连号码都不知道，怎么打电话？

四、全某伟的“提前知道”

2023年11月9日，全某伟在笔录中诬称：“给胡国强本人与家人拍照邮寄是刘媛找人实施的，是2022年下半年刘媛和我说的。”但问题是：胡国强收到快递的时间是2022年12月30日，而全某伟说“2022年下半年刘媛和我说”的时候，这件事还没有发生。

全某伟是怎么“提前知道”的？这只有两种可能：要么他在撒谎，要么他参与了策划。而全某伟的身份，本身就是本案最大的谜团之一。

2023年2月，全某伟因盗窃刘媛现金51万元（刘媛说实际上是80万）被羁押在西城看守所。他的盗窃案在2023年7月7日一审开庭，原本由法律援助律师辩护。但庭审结束后，全某伟突然拒绝法律援助律师，换上了朱某翔律师。而朱某翔律师在2023年8月29日出具了一份《情况说明》，称“接全某伟检举、揭发刘媛、赵瑞胜等人犯罪行为的要求，将U盘交付给天竺派出所”。

这个时间点，正是全某伟盗窃案两次开庭之间。全某伟的盗窃案判决书显示，他到案后曾向司法机关检举揭发他人犯罪线索——但西城法院最终没有认定他的“立功”。为什么？因为他的“检举”是假的。同监室人员李某明出具的自书材料证实：全某伟曾让他带话给刘媛，如果不写谅解书，全某伟就要报复她、整她。

全某伟没有得到刘媛的谅解，所以他开始“报复”——用诬告的方式。而更值得深思的是：全某伟在新疆被胡国强一方殴打至昏迷后，被带到派出所，胡国强拿着刘媛在首都机场被控制的视频给他看，说“她派跟踪人员李某敲诈勒索我2万元，我要判她七年！”（当然，聊天记录证实，2万元是孙世青策反李东指认刘媛敲诈勒索好处费，后来李东拿完钱消失了……）

——全某伟当时的态度是什么？他借假装要求上厕所的机会，用藏在鞋子里的小手机给刘某打电话，通知刘某赶紧回北京再报警他被绑架。他后来回京带着颅脑损伤和100元赔偿和刘媛一起实名举报胡国强。

但到了2023年，全某伟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弯。转变的节点，就是他因盗窃被抓、刘媛没有出具谅解书之后。一个原本和举报人站在一起的人，因为个人恩怨，转身成为了诬告者。而他的“诬告”，恰恰和胡国强一方的需求完美契合。

为什么会这么巧？

五、谁在“编排剧本”？

2022年4月21日，江某辉与张某州的通话录音中，江某辉说：“想办法玩死他再说，什么敲诈勒索弄不成既遂，也得弄个未遂够他喝一壶的。”2023年5月10日，江某辉与刘媛、赵瑞胜的录音中，江某辉问：“你们想要多少钱？”刘媛说：“没有条件。”赵瑞胜说：“没有条件。”2023年6月9日，江某辉与赵瑞胜的录音中，江某辉说：“胡总那里说他的母亲受到了威胁……他是这么回事儿，他说想怎么样，你们说就行。”

请注意这段话的时间：2023年6月9日。而胡国强母亲收到威胁电话的时间是2023年7月29日。江某辉在6月9日就“知道”了7月29日才会发生的威胁事件。这只有一种解释：江某辉在配合胡国强一方“编排剧本”。

而江某辉是什么身份？他是刘媛委托的律师。但他同时是张某州的同事——两人都在北京天溢律师事务所，张某州是主任，江某辉是律师。一个律师，在代理案件过程中，与对方律师合谋“弄他个敲诈勒索未遂”；一个律师，在威胁事件发生前就“预知”了事件并告知自己的当事人——这已经严重违反了律师的执业伦理，甚至可能构成犯罪。

但更令人震惊的是：张某州和江某辉之间所有的通话都有录音，而这些录音最终出现在法庭上。谁录的音？为什么要录音？答案只有一个：这是为了“留证据”——为了将来能够证明“刘媛和赵瑞胜确实索要了钱财”。但录音的内容恰恰相反——刘媛和赵瑞胜始终说“没有条件”“不要钱”，始终要求“赔礼道歉”“保证安全”。

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构陷”，而录音就是他们的“工具”。

六、婚姻时间线的矛盾

胡国强在2023年10月19日的笔录中说他与张爽是2021年12月31日登记结婚的。但张爽在2021年2月购买别墅时，是以个人名义购买的，而且是以“山东科技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的身份。如果他们在2021年12月31日才结婚，那么2021年2月购房时，他们还不是夫妻关系。但张爽在笔录中称胡国强为“丈夫”——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

更关键的是：3480万的购房款中，有2500万是现金，980万是转账。这些钱的来源是什么？张爽自称是“帮瞿某代持”，但瞿某在2021年2月3日签的代持协议里“预知”了2022年的房产证号——这证明代持协议是假的。真实的情况只能是：张爽就是真实的买房人，胡国强就是真实的出资人。

而胡国强是新疆能源集团的董事长，一个厅级官员。一个厅级官员，哪里来的3480万现金？2024年1月，新疆纪委监委发布通报：胡国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2024年9月，胡国强被“双开”，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

也就是说，刘媛和赵瑞胜的举报是真实的。他们举报的官员，确实是一个贪官。而他们因为举报贪官，被贪官“打击报复”，被构陷为“敲诈勒索”。

细思恐极。

七、把所有的疑点串成一根线

当我把这些时间线的矛盾串联起来，一个清晰的画面出现了：这是一起由被举报人胡国强一方精心策划的“构陷案”。

第一步，制造“犯罪证据”。孙某青在2022年4月主动带300万现金到房山肯德基，要给刘媛“补偿”——但刘媛拒绝了。孙某青在2023年7月威胁江某辉“那俩律师活不过三个月”，要求撤诉。胡国强一方在2023年7月29日“制造”了威胁电话——但电话号码是胡国强母亲自己的。

第二步，收买“证人”。全某伟因盗窃刘媛51万被抓，刘媛没有出具谅解书。胡国强一方通过孙某青给全某伟妻子李某彦送钱、请律师，收买全某伟。全某伟随后“检举”刘媛、赵瑞胜“敲诈勒索”——但西城法院没有认定他的“立功”。李某、赵某豪也被“另案处理”——但至今没有看到他们的判决结果。

第三步，操控“立案”。2023年10月19日，胡国强、张爽、孙某青、瞿某四人同时出现在顺义区仁和派出所，8名民警同时给他们做笔录。而受案登记表显示，接报时间是9时12分——但瞿某的笔录9点整就开始了。立案决定书是当天作出的——但法律要求对经济犯罪案件，需要省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本案没有经过北京市公安局批准，没有法院移送，没有检察院通知——这是一个违法的立案。

第四步，制造“舆论”和“压力”。胡国强一方在新疆和北京两地多次报案——但新疆公安认为不构成犯罪，北京天竺派出所也多次拒绝立案。胡国强通过关系给天竺派出所施压，甚至投诉派出所“不作为”。最终，案件在顺义公安分局“立案成功”。

第五步，掩盖真相。关键证人孙某青、张某州、江某辉、全某伟、李某、赵某豪——全部没有被起诉，全部没有到庭。关键证据——胡国强职务犯罪的卷宗、瞿某行贿罪的卷宗、全某伟盗窃案的卷宗——全部没有调取。关键被害人——胡国强、张爽——从未在刑事立案后接受过询问，从未出庭。

这是一场“缺席的审判”。

八、那些“不存在”的证据

在辩护人的多次申请中，有一个细节被反复提及，却从未被认真对待：本案的“被害人”胡国强、张爽，在刑事立案后从未接受过任何询问。他们的唯一一次笔录，是2023年10月19日在刑事立案之前做的。而根据法律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言词证据，不得直接作为刑事案件的证据使用。

也就是说：本案没有合法的“被害人陈述”。一个没有被害人陈述的敲诈勒索案，怎么定罪？

更诡异的是：胡国强在2024年1月就被新疆纪委监委留置调查，但顺义检察院在2024年2月29日移送起诉时，却说“已告知被害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一个被留置的人，怎么委托诉讼代理人？一个被留置的人，怎么接受询问？

而张爽，作为本案的关键“被害人”，在刑事立案后从未接受过询问，从未出庭，从未与被告人对质。她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只是立案前的“行政笔录”，依法不能作为定案根据。

我研究了证据近三十年，没搞明白。

九、为什么这些“时空穿越”被忽略了？

当我重新审视整个案件时，我发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这些时间线的矛盾，并不是“隐藏”的——它们就在卷宗里，就在笔录中，就在录音里。但为什么没有人发现？

因为没有人真正去“对时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