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春，西安，正在医院休养的彭德怀收到一份来自西北的急电。电报内容并不长，却让这位刚从朝鲜战场回国不久的将领坐不住了：青海、甘肃交界地区又有马家军残部聚众叛乱，地方治安受到冲击。
西北刚刚从战火中缓过来，新的麻烦又冒了出来。彭德怀身体尚未恢复，不能亲自前往，却立即召集有关人员研究处置办法。面对廖汉生，他把话说得很重：“西北不能再乱，剿匪一定要彻底，杀不干净不要回来。”
这句话后来广为流传。它不是简单的严厉命令，而是当时西北现实处境的直接反映。当地地域辽阔，山地、草原交错，交通不便，残余武装熟悉地形，若只打一次歼灭战，难以真正解决问题。
马家军并非突然出现。清末以来，马氏武装逐步控制甘肃、青海、宁夏部分地区，到了民国时期，马步芳、马鸿逵、马鸿宾势力较大，外界常称“西北三马”。他们拥有较强骑兵，行动迅速，在地方形成了军事、经济和行政相互纠缠的统治格局。
这支武装的历史面貌很复杂。抗日战争时期，部分马家军曾与日军作战，在地方抗战中发挥过作用；但在另一面，他们又以维护自身地盘为核心，对红军和地方百姓采取强硬手段。抗战功绩不能替代其军阀性质，二者必须分开看待。
1936年西路军西征失利，马步芳部的围追堵截是重要因素之一。董振堂、孙玉清等将领牺牲，大批红军将士倒在河西走廊。徐向前、李先念、秦基伟等人率部突围，经历艰苦辗转后才返回陕北。这段往事，使共产党军队对西北马家军的作战特点有着十分深刻的认识。
1949年夏，第一野战军先在扶眉地区击破胡宗南部，随后把作战方向推向西北。8月26日，兰州解放。兰州战役持续时间不长，战斗却异常激烈，解放军付出较大伤亡，马家军主力由此遭到决定性打击。马步芳、马鸿逵相继逃离大陆，马鸿宾则接受改编，旧有军事体系基本瓦解。
但军事主力被击溃，不代表所有问题都已消失。国民党方面不甘失败，曾通过空投、联络等方式扶植旧部，企图在甘青地区重新建立据点。马元祥、马良等人纠集旧部、地方武装和特务人员，凭借熟悉地形的优势，袭扰基层政权，破坏交通，威胁地方干部和群众。
廖汉生接到任务后，与彭绍辉共同研究作战。两人没有把部队一股脑投入山地，而是根据敌情采取分区清剿、快速奔袭和持续追击相结合的办法。彭德怀在电报中提醒：“匪聚则易歼，散则难剿。”这八个字，点出了西北剿匪最棘手的地方。
剿匪指挥部随即展开行动。部队一面封锁道路、控制要点，一面发动群众提供情报；对顽固分子坚决打击，对愿意脱离队伍者则争取分化。廖汉生向中央提出的处置办法，经过毛泽东审定后公布：凡向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投诚自新者，从宽处理；脱离匪众并协助剿匪者，可以将功折罪。
这项政策并非软弱，反而减少了敌对武装的凝聚力。有人继续顽抗，也有人开始动摇。对解放军而言，真正困难的不是找到一处匪巢，而是在茫茫山沟里辨认敌我、切断补给，并防止残部再次聚集。
一次追击中，骑兵部队顾不上休息和补给，连续赶路。战士们带着有限干粮，在高寒地带追踪敌人。指挥员说得很直白：“敌人逃到哪里，就追到哪里。”经过连续作战，马元祥部在青海同仁一带遭到围歼，马元祥被击毙，残部四散逃窜。
部队没有因主力覆灭而停止行动，而是继续搜剿，清理隐藏据点，并俘获国民党特务袁达禹。到1952年5月中旬，马元祥、马良两部基本被歼，毙伤、俘虏和投降人员共计一千二百余人，同时缴获电台、机枪等武器。持续多年的西北匪患，至此受到根本遏制。
这场斗争的意义，不只在于消灭了多少武装人员。它还关系到基层政权能否站稳，交通运输能否恢复，牧民和农民能否正常生产。对于刚刚完成社会秩序重建的西北来说，剿匪实际上是巩固新生政权的重要一环。
廖汉生后来离开西北，先后担任国防部副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2006年10月5日6时30分，他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ആശുപത്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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