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9年春，广州十三行附近，林则徐面对行商与外商交来的鸦片清单，要求的并不是一句口头保证，而是限期交出全部烟土。这个场景，正是伍家命运发生转折的时刻。若把伍秉鉴塑造成挺身而出的爱国商人，就必须回答一个问题：他究竟是在抵抗外来势力，还是在维护一套让自己获利的贸易秩序？
电视剧中的林炳元，明显借用了伍秉鉴的经历。伍秉鉴又名伍敦元，英文名号“浩官”，是广州十三行中最有影响力的行商之一。可是，文学创作可以重新组合人物，历史判断却不能只看人物的财富、谈吐和所谓“开放思想”。
广州十三行并非普通商会。清政府在广州实行“一口通商”后，外国商人不能随意同中国商民交易，必须经过官府认可的行商。行商负责议价、纳税、担保，还要承担替官府传话的责任。这样的制度，给他们带来了巨大权力，也把他们牢牢绑在官府和外商之间。
伍家正是在这种制度缝隙中壮大。伍国莹早年为大商人潘家的账房，后来经营怡和行。到了伍秉鉴手中，伍家逐渐成为十三行的重要商号，并同英国东印度公司保持密切往来。所谓“怡和洋行”，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企业，而是行商体系中的一家对外贸易商号。
伍秉鉴的确精明。他能调节官府与外商之间的矛盾，也懂得用借贷、担保和投资扩大资本。外国商人资金周转困难时，伍家甚至会成为债权人；外商需要在广州寻找可靠代理，伍家又是重要人选。这样的人，绝非简单的“洋人走狗”，但也很难称作不计利益的民族英雄。
问题出在鸦片贸易上。
十九世纪前期，英国商人为了扭转对华贸易逆差，大量把印度鸦片运入中国。广州行商虽然不是所有鸦片的直接经营者，却常常参与垫款、转运、结算和担保。有关伍家的档案与研究表明，伍家同外商鸦片贸易存在经济联系，至少曾在资金和交易环节中获利。把这些事实全部删掉，只留下“对抗洋人”的形象，显然是不完整的。
有人会问：“他也做茶叶生意，难道不能算爱国商人吗？”茶叶、瓷器和丝绸出口，并不能抵消参与鸦片贸易造成的后果。一个商人可以同时经营正当商品和有害交易，商业能力与道德评价从来不是一回事。
更值得注意的是，伍秉鉴并不是近代民族工业家。他的财富建立在行商特权、官府庇护和中外贸易中介地位之上。后来他在美国铁路、保险等领域有投资，这说明其资本活动范围很广，却不能据此证明他具有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爱国立场。把“国际眼光”等同于“救亡图存”，是概念上的混淆。
1839年，林则徐抵达广州主持禁烟。3月，他向行商和外商施加压力，要求交出鸦片。面对禁令，伍家并没有主动站到禁烟一边，而是在官府高压之下参与交涉。最终，外商交出两万多箱鸦片，林则徐于6月3日在虎门主持销烟。
这场行动损害了依赖鸦片贸易获利的各方利益，也使十三行陷入空前危机。伍家在其中遭受经济损失，这是事实；但“遭受损失”不等于“因此支持英国发动战争”。关于伍秉鉴是否直接推动英国侵华，史料并不足以支撑过于绝对的说法。可以确认的是，行商阶层更关心贸易秩序和自身财产，面对禁烟与战争，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承担民族抵抗的责任。
林则徐也并非电视剧里可以随意反转的反派。他奉行禁烟，依据的是白银外流、民众吸食和社会秩序败坏等现实危机。虎门销烟成为鸦片战争的导火索之一，却不是英国发动侵略的真正道德理由。英国政府以贸易利益和武力扩张为核心，不能把责任推给禁烟官员。
1840年至1842年的战争，最终以清政府失败告终。《南京条约》签订后，广州十三行原有的垄断地位被打破，新的通商口岸陆续开放，行商制度失去依托。伍家曾经庞大的财富，也随着制度变化和贸易重心转移而逐渐衰落。伍秉鉴于1843年去世，正处在广州旧贸易秩序瓦解的前夜。
历史人物当然可以被艺术重新塑造，但不能把靠特权发财的行商，直接改写成抵抗侵略的民族英雄；同样，也不能因为他曾与外商交涉，就把坚持禁烟的林则徐安排到反派位置。人物有复杂性，历史却有基本的是非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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