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上海滩冷得厉害,可比天气更冷的,是老百姓家里的灶台。三大战役打完,长江以北基本解放了,开滦、秦皇岛那些产煤的地方全在解放区手里。国民党军方一道命令,把南北航线掐断了,一船煤都不许往南运。

上海四百多万人口,发电厂烧煤,工厂烧煤,老百姓做饭也烧煤,煤一断,全城抓瞎。电厂库存见底,工厂机器停转,黄浦江上停了一大片船,不是不想开,是没煤烧,开不动。物价飞涨,奸商囤货,普通人家连一顿热饭都做不出来。国民党当局急归急,可他们拉不下脸去找共产党谈,想来想去,想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杜月笙,杜月笙那时候的身份,说出来有点绕。他不是青帮龙头那么简单。他是全国轮船业联合会理事长,上海市轮船业公会理事长,大达轮船公司董事长,轮船招商局理事长。上海滩能调得动船的,就他一个。

上海工商界的人找上门,求他出面。杜月笙答应了。国民党方面也委托他出面,因为除了他,没人能跟两边都说上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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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请求放到今天看好像没啥,但在当时那是战争状态。让国统区的船大摇大摆开到解放区港口,万一被扣了怎么办,万一船回不来怎么办。国民党那边一直在散布谣言,说共产党扣船不还,就是要吓住上海这帮船老板。杜月笙不是没顾虑,但他还是发了。

从军事角度说,江南越乱,对解放军渡江越有利。可毛主席不这么算账。

后面还有一句,是专门辟谣的:“所谓华中华南中国船舶开往华北口岸,将不许其驶返原地,纯系报纸造谣。流言止于智者。先生等不应置信。”

落款是毛泽东、周恩来,二月十三日。

“极表欢迎”这四个字,是整封电报的核心。一个刚打完三大战役的领袖,对着上海滩的青帮大佬,说的是“欢迎你们来”。

有人可能会问,共产党当时不是要渡江吗,江南越乱,对解放军越有利,为什么还要帮上海解决煤的问题。

毛主席算的不是这一笔账。他后来给彭真、叶剑英的指示里把话说得很透:恢复南北通商,一是发展生产,二是让南方各大城市的资产阶级了解共产党的政策,三是把轮船、飞机、邮政、电报从国民党手里转入我们手里。他在电报里专门加了一句,这件事“应当看作一件大事去做,而不应当采取消极态度”。

2月24日的《申报》专门报道了这件事。“大上海”轮满载燃煤回到上海杨树浦煤栈码头的时候,发电厂终于能重新转起来了。

到4月初,上海运往华北的面粉累计大约三十万袋,华北运往上海的煤炭大约十万吨。电灯亮了,工厂开了,饭能做了。这十万吨煤,救的是上海几百万人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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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做这件事,不是图什么。他后来既没留在大陆,也没去台湾,而是去了香港。走之前,他特意嘱咐留在上海的徒子徒孙:安分守己,不要惹事。这句话在解放军接管上海的时候,起了不小的作用。

其实早在这封电报之前,中共地下党就已经在做杜月笙的工作了。1948年,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和夏衍在香港探望过杜月笙。杜向他们保证一定安分守己。194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致函叶剑英、李克农,希望通过著名演员、地下党员金山争取杜月笙。

金山后来随李宗仁指派的“和平代表团”北上,实际上中共党组织通过他,掌握了代表团的底牌,还在航运业、纺织业资本家中积极活动,劝说他们不要南撤。

杜月笙在上海滩混了一辈子,什么场面都见过。他发电报的时候,大概也没想到,对面那位素未谋面的领袖,会这么痛快地答应。

毛主席和周总理看得更远。煤炭换面粉只是第一步,随后又指示彭真和叶剑英,恢复电讯、邮政和银行汇兑。这些措施,对稳定江南城市、顺利接收上海,起到了关键作用。

其实早在1949年1月,争取通邮的活动就在积极进行。1月22日,上海邮务工会理事长王震百率先发表声明,促请邮政当局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实行国共两区通邮。经过大众的呼吁和舆论界的鼓吹,1月26日,国民政府正式通过“国共两区通邮问题”,决定“准予试办”。1月28日起,上海恢复收寄天津邮件。

3月,毛主席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宣布:“南北通航、通邮业已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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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巨轮穿梭往返,上海的煤荒渐见好转。但工商业资产阶级不满足于此,他们迫切要求促成两区广泛的物物交换。

1949年3月17日,全国商会联合会致电国共双方,提出实行南北通商,挽救工商业危机。杜月笙以上海工业会理事长的名义,再次致电毛主席、周恩来,呼吁南北通商刻不容缓。中共方面很快就表示同意。

正当全国人民翘首企盼“三通”进一步扩大时,国民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国共和谈破裂,国民党军方下令封锁南北航运,发现船只立予击沉。4月27日,国民政府又决定对中共区邮电汇兑实行封锁。那扇刚刚打开的门,又被关上了。

但“大上海”轮已经跑过了。那十万吨煤,那些面粉,那些电报,已经留在了1949年春天的记录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