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群孤独症儿童，开始学习冲浪|miki|儿童|冲浪|大海|孤独症|游泳|潜水

六岁的男孩在海边歪歪斜斜地走着。这个夏天，舟山台风频繁，朱家尖东沙海滩上露出了下层的礁石。

虽然隔着有些厚度的冲浪礁鞋，男孩仍旧能感受到石块挤压着脚掌。找到一块较平缓的石面，踩上左脚，再找到另一块，踩上右脚。如果不小心踩到两块石头之间，或是没有踩稳，身体便会失去平衡，向某个不确定的位置倒去。从小到大，男孩已经摔倒了无数回。若是在平地上，人家瞧见他走路的姿势，或许很快会发现哪里不太一样：摇摆、游离，似乎并不朝着某个明确的方向。在城市里，一个孤独症孩子总是尤为显眼。

教练在男孩前面抱着板走向大海，男孩的父母和志愿者在侧后方跟着，一路上并无催促。大海一如平常地等待着他们。

已有几组家庭下了水。宽阔的海面上，小人们星星点点地散落着，但仔细观察便能发现规律：细长的冲浪板上，孩子坐着或趴着，身穿橙色制服的教练两手一前一后控着板，保持着板的平衡；水没过膝盖的位置，志愿者们盯着自己所负责的那组家庭，微弓着膝盖，随时准备接住冲到岸边的冲浪板；家长有的在板旁与教练一同扶着板，有的跟志愿者站在一起，也有的在岸上举着相机。男孩加入了他们，成为大海的一部分。

远远地，浪来了。众人的目光略微紧张起来，手机镜头开始聚焦。男孩趴在冲浪板上，本就轻蹙的眉头攥紧了。教练将板调整到垂直海浪的位置，顺势轻轻向前推去。浪花推着板向前。男孩用双臂撑起上身，紧接着，上半身抬起，眼神直视前方，两条腿跟着向前，摇晃着站起。

“哇哦！哇哦！”家长和志愿者发出欢呼。冲浪板像一只凯旋的小船，载着男孩冲向岸边。男孩平举着双臂维持平衡，直到志愿者托住他的板时，他才终于咧开嘴，双颊上的防晒泥像一对翅膀般随笑容展开。那笑里盛着略带羞赧的自豪，如同一位年轻的水手刚刚完成了一次远征。“真棒！”教练、家长与志愿者分别与男孩击掌。

很快，又一阵浪滚滚而来。男孩没有停留，旋即笔直朝着浪走去，将双手插进水里，表情严肃，仿佛要主动迎接这个浪头。海水划过他的指缝，也拍打着他的脸庞。咸咸的、凉凉的、软软的。

这是大海。

撰文｜若冰

编辑｜赵景宜

设计｜周末

图片来源｜Imagine Surfing

本文为《户外探险》原创内容

走进另一种生活

登山时，向上和下撤同样重要。作为一位阿式攀登者，吴零贰没把这句话当成一个口号——她不是一个喜欢把信任挂在嘴边的人，也从不把登山这件事理想化和浪漫化，“我并不是一上来就信任这些绳子和‘铁坨坨’，这些判断是要通过日常训练、对搭档的了解、对这项运动的认识，一点点建立起来的。”

“大海有种让人谦卑的力量。”Imagine Surfing 的创始人 Miki 说。

她曾在广告和媒体行业工作，是一名自由撰稿人，长期撰写运动、社群和人之间的关系的文章，也因此有了在世界各地旅居、尝试各种不同类型运动的游牧生活。2022 年，Miki 与朋友共同开启了用冲浪帮助孤独症儿童的公益企划 Imagine Surfing，迄今为止已在海南万宁、浙江舟山等地举办了 8 次公益冲浪营，带领将近 70 组孤独症家庭体验了冲浪。周末两天两夜的舟山冲浪营，需要在周五下午出发，乘坐四五个小时的大巴，才能到达海边。这里并没有城市里那样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也没有商品琳琅满目的商店或餐厅。但这里有大海。

对于每一个冲浪者而言，大海都有一种不言自明的魅力。Miki 曾在菲律宾潜水时偶遇一头野生鲸鲨，看见庞然大物从眼前游过，“那一刻感觉人类真的好渺小”。就是那一眼，她认定了大海就是陆地之外的“另一个家”。为了能够更可持续地在海边玩水上运动，她开始接触冲浪。

2019 年，Miki 前往斯里兰卡东部的冲浪圣地 Arugam Bay 学习冲浪。出于对陌生环境和故事的好奇心，她在网络上寻找当地的 NGO 信息，偶然发现了斯里兰卡的第一个女子冲浪俱乐部 Arugam Bay Girls Surf Club（后文简称 ABGSC）。

斯里兰卡沿海地区种姓较低，低收入家庭的女性常年被困在家务里，鲜有社交的机会，更别说参与游泳、冲浪这些需要暴露皮肤、显得有些“危险”的运动。ABGSC 针对这些女性提供游泳与冲浪教学，帮她们形成一个属于自己的“同温层”，还为她们提供了成为冲浪教练的职业培训路径。

这次斯里兰卡的经历不仅让她爱上了冲浪，也促使她开始思考，国内有没有可能实践类似这样用极限运动推动的公益项目。从斯里兰卡回国后，Miki 偶然地找到了一个女子公益登山组织，她报名加入，是当时公益登山队里最年轻的队员。

2020 年，疫情席卷全球，“整个社会进入了一个非常糟糕、大家都在思考人生意义是什么的转折点，”Miki 的撰稿人直觉让她意识到了社会和个体即将进入一个转变期，“但人生的意义不会在你天天发呆的时候突然冒出来，你要做点什么。”她把借极限运动做公益的想法分享给了另一个同样爱冲浪的朋友，两人一拍即合，并将目标群体聚焦在了孤独症儿童。

一方面，他们有一位朋友是孤独症孩子的家长，在日常交往中，他们便能感受孤独症儿童的家庭压力之大；另一方面，国内孤独症相关机构、政府项目、商业干预已经形成一定规模，他们能够相对容易地找到目标群体。

要落地公益冲浪营，困难的是找到值得信任的冲浪俱乐部——教练体系专业、人品可靠，且愿意把对冲浪的热爱转化成公益的行动力。舟山 City Surfer 城市浪人冲浪俱乐部便是 Imagine Surfing 合作对象之一。创始人海盗从 2011 年开始冲浪，属于中国开始时间较早的一批浪人，曾在上海做极限运动相关的赛事工作。

2020 年疫情暴发以后，他去了一趟加州冲浪，回国以后便开始思考自己到底想要怎样的生活。相较于城市生活，海边的生活虽然没有丰富的消费场所或多样化的文娱项目，却更为纯粹：没有很强的物质欲望，每天拖鞋T恤短裤便可出门，不必在意穿什么，人与人之间也并不会互相攀比；时间自由，每天花三四个小时办公，剩下的时间看浪况决定什么时候下海。海盗选择了这样“做减法”的生活。成立 City Surfer 城市浪人俱乐部以后，他独立开发了浙江舟山朱家尖的东沙浪点，很快聚集起一批和他一样热爱冲浪的人。

只要在海边待上半天，你便能感受到这群人的共同特质：他们会彼此大笑着打招呼；会花很长时间陪小狗玩耍；会在一个人做成了什么事情时共同为之欢呼；会收走自己的垃圾，也会随手捡起海边的空塑料瓶。

听见另一种声音

在刚开始听到“带孤独症儿童冲浪”这个需求时，海盗有过担忧：如何与孤独症孩子沟通？传统冲浪教学方式是否适用于他们？他们学习冲浪应该达到什么目标？

在第一期冲浪营前，团队把目标定在让孩子独立站上板冲浪。但一期营会实践下来，团队发现让孩子第一次冲浪就能站起来的难度较大。于是，团队一点一点调整教学方案：先趴着冲，再跪着冲，一点点再去尝试站立。

但现实逐渐打破了“需要达成一个目标”的想法。在实际情况中，并非所有人都能很快融入大海。即便所有参营的孤独症孩子都经过事先评估确认了游泳的经验，但真正到了海边，有的孩子死死抱着板，不愿动弹；也有的孩子根本不愿下水，只愿在海边玩沙垒石头；甚至有的孩子被海浪的声音吓坏了。

同样的海浪声，传到不同人的耳朵里，被感知到的声音状态却是不同的。第一次下海时，小吴捂住了耳朵。海浪直冲过来，“唰——唰——”他看起来怕极了，只能一动不动地站在水里。小吴喜欢唱歌，在街道活动和学校演出上唱过很多次，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能够接受同样响度的海浪声。

小吴与教练

教练摘下自己的冲浪帽给小吴戴上，说，我帮你把耳朵罩起来。冲浪帽两侧有两个小小的护耳，包住了小吴的耳朵。但他仍旧僵在原地。教练又说，那我们先不冲，我们唱歌吧。

于是，海面上扬起了一个大人和一个小孩的歌声。“教练也有可能让小朋友在岸上待一待，但他选择了一种不一样的方式：唱歌。”Miki 事后说。

也是在实际教学的过程里，团队开始思考：冲浪一定要达到怎样的标准吗？在大海里有什么是应该做或者不应该做的吗？对于孤独症孩子们来说，冲浪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也是“神经多样性”视角所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一个人的神经系统与大多数人不同，是否就意味着他的所有不同都应该被纠正？

世界卫生组织把孤独症描述为一组与脑发育有关的多样化状况。孤独症人士的能力与支持需求差异巨大，并且可能随一生变化。社会支持的目标不仅包括发展沟通和生活能力，也包括创造更具可及性和包容性的社区环境。

今天，人们确实越来越频繁地遇见孤独症。根据 WHO 2021 年的数据估计，全球约每 127 人中便有一人是孤独症人士；而美国 CDC 对 2022 年 16 个监测点的 8 岁儿童统计，则得到约每 31 人中便有一人会被识别为孤独症谱系障碍的结果。这些数字并不能直接代表所有地区的儿童，却足以说明孤独症群体的存在。

但“看见”并不仅仅意味着数据统计或确诊。日常生活中，还存在着无数更具体的问题：一个孩子在公共空间里表现得不符合规则时，我们是否仍然允许他待在那里？他可不可以不喜欢和你说话？可不可以因为一道声音捂住耳朵？可不可以不站起来？甚至，可不可以来到一个冲浪营，却只想玩沙子？

海洋生物学家 Wallace J. Nichols 在2014年出版的《蓝色思维》（Blue Mind）里提出，靠近水会让人的大脑进入一种近似冥想的状态；此后陆续有研究发现，"蓝色空间"——海洋、河流、湖泊——与更低的皮质醇水平、更多的多巴胺与血清素分泌相关，童年时期更多接触蓝色空间的人，成年后焦虑与情绪障碍的发生率也更低。海盗对此有自己朴素的版本："大海和阳光这两件事本身就有一个疗愈作用，是有科学依据的。"他把冲浪和潜水做了个对比：潜水更静，是向内的安宁；冲浪是动静结合，等浪的时候是宁静的，抓到浪的时候是激情的——这种节奏本身，可能就是它起作用的方式之一。

事实上，在过去十年里，“冲浪疗愈”在国际上已经从民间自发的经验，逐渐变成一个有名字的领域。

2017年，八个全球领先的冲浪疗愈项目的代表在南非开普敦聚集，成立了国际冲浪疗愈组织（International Surf Therapy Organization, ISTO），试图将散落在各地的关于冲浪疗愈的实践和研究连接起来。此后的研究，态度普遍谨慎：一篇2020年发表在《全球社区心理学实践期刊》上的综述梳理了当时的定性与定量证据，肯定了冲浪疗愈作为一种社区心理健康服务的价值，但也指出证据基础仍然有限；2024年一篇发表于BMC Complementary Medicine and Therapies的系统综述评估了针对心理健康障碍的随机与非随机对照试验，结论类似——冲浪疗愈正在流行，但支撑它的高质量证据还在积累中。

在孤独症儿童群体之中，爱尔兰研究者 Easkey Britton 和同事在2020年用“身体地图”（body mapping）的方法，记录孤独症青少年冲浪者如何描述自己身体在水中的感受变化——很多孩子会主动谈到自己的身体如何随情绪和环境波动而变化，海洋多变的感官刺激反而让他们感到自由和游戏感。

亲水活动和冲浪能够对孤独症群体产生帮助，但冲浪并不能“治好”孤独症。Miki 反复强调，“我们几乎不可能改变他人的人生。这些小朋友的生活，不会因为冲浪这件事情而改变。他们要走的这条路是一辈子的。”

当一切被大海包容

但一些改变确实发生了。

Hans 今年十三岁，两岁时被父母发现与普通孩子不同的特征，四岁时被确诊孤独症。Hans 妈妈带着他上过复旦大学儿科医院给家长开的早期干预课，但在学习了理论框架之后，必须回家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设计训练。

近十年的时间里，她对 Hans 的期待一直在变：小时候希望能减少他的刻板行为、让幼儿园愿意接受他；后来希望他能读普通学校而不是特殊学校；再后来，希望他能学会点什么。Hans 因为精细动作和大运动能力都比较弱，很难从学业里获得成就感，

于是，妈妈为了锻炼他的协调性，在他一年级时安排他开始学打鼓。没想到上了中学，学校给了他上台表演的机会——那是他第一次有了一个可以被看见的舞台。

因为孤独症孩子容易固化兴趣，不太愿意尝试新东西，Hans 妈妈总想鼓励他多尝试新鲜事物。通过游泳教练了解到 imagine surfing 后，害怕海的她还是为 Hans 报名了。2025 年夏天，他们第一次去舟山参加冲浪营。虽然在出行前有各种担心，但在冲浪现场，教练与志愿者和 Hans 的沟通都很顺利。超出 Hans 妈妈预期的是，总是害怕眼睛进水、平时一直戴着泳镜的 Hans 愿意摘下泳镜下海，“他上岸后自己回看了好几遍视频，还让我发朋友圈，很自豪。”

在冲浪现场，男孩在第一次推板时便成功站了起来，即便防晒霜泡水刺激了眼睛，他也只是自己默默擦掉，继续冲浪。在活动结束后的反馈表上，男孩的父亲写道：“我终于能够看见我的小朋友其实是很努力的，我要改变我自己，我要学会看见自己的孩子。”

岸上的父亲

看到这句话的时候，Miki 松了一口气。脱离了像温室一样的城市环境，家长们在大海边看到了孩子们的勇敢，而孩子们也终于被允许试着突破自己身体和心理的边界。除了孩子之外，大人也经历着被大海的允许：在这里，你暂时不必扮演那个总在纠正、总在担心、总要为孩子的一切负责的角色；在这里，你也可以成为一个孩子。

“你把我衣服弄湿了！”志愿者霏把小治从水里抱到岸上时，小治抛过来这样一句话。霏愣了一愣，道了歉。“没关系。”小治马上原谅了她。

小治的坦率令霏触动。在杭州做电力行业销售的她需要频繁应酬，早已熟稔“社会化”的大人状态。而与这些孩子相处的时光，让她“回归到自己所在乎的世界本质”。霏在大学时学的是社会学，曾创办过一个关注精神健康的社团，在美国做过临终关怀志愿者。曾经的抑郁经历也让她持续探索自我，“我是那种讨好型的人，特别需要被需要”。在她看来，来 imagine surfing 不仅仅是她帮助孤独症儿童，她也从孩子们的身上有所收获。

与小治相处的第一天，海水偏凉，冲浪服对他来说太大，容易灌水，他又冷又怕，只想泼水玩。大浪来的时候，霏会把他抱起来，告诉他“多大的浪都没关系，你可以跳到我身上”。就这样，小治一点点建立了对霏的信任感。

霏带着他一起趴在冲浪板上，迎着浪划水，玩得不亦乐乎。虽然害怕，小治渐渐地也能够扶着霏的头，在板上站起来，体验乘风破浪的感受。霏还注意到，小治总能留意到大人们完全不会留意的细节，比如地图上某个一闪而过的小图标或是路牌上某个不起眼的小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