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时间回到一九九〇年。
一九九〇年四月，加代刚到深圳，身上一个帆布包，兜里三百块钱。
他住进了罗湖边上那栋筒子楼改的旅社。
门口一块黑漆木牌，四个白字：崔记旅社。
老崔那年六十二，山东人，跟老伴两个人守着这栋楼。
楼是三层，一层一个水房，十几间房，一间十来平方。
加代挑了走廊最里头第三间。
那年月住这种旅社的，多半是跑买卖的、来看病的、等活的外地人。房钱按天算，一天八块，包月能便宜两块，老崔还给烧一壶热水。
“一晚上多少。”
“八块。”老崔说，“你住几天。”
“先住三天。”
“登记本子在这儿，写上名字和来处。”
那年头深圳一间小旅社一晚上八块，包月一百二。出门的人身上揣一张介绍信，住店要登记，一层楼一个水房，早上排队打水。
加代交了二十四块，签了名字。
三天住完，活没找着。
第四天早上，他站在登记台前头。
“崔叔。”
“咋了。”
“我手头有点紧。”
“住着。”老崔说。
“我住几天。”
“你住。”老崔把本子往前翻了一页，“啥时候有钱啥时候给。”
那二十天，加代一天没交过房钱。老崔一回没提。
老崔替他看过两回行李。
头一回是加代去关外找活，走了一整天。回来时天黑了，包在柜台底下。
“崔叔，我那个包。”
“在下头。”老崔说，“你这包咋这么轻。”
“里头没东西。”
“没东西也得给你看着。”
第二回是加代去广州找货，走了三天。
回来的时候，包搁在柜台上，上头搭着一块洗干净的毛巾。
“有人动过没有。”
“我一天擦一遍。”老崔说，“你放心。”
“崔叔，你咋不问我要房钱。”
“问了你有吗。”
“没有。”
“那问啥。”老崔说，“俺年轻时候在关外修过铁路，饿过三天。饿过的人，俺看一眼就知道。”
第二十天晚上，加代把一百六十块钱数在柜台上。
“崔叔，二十天，一百六。”
“多了。”老崔说，“后头那几天你没在楼里歇。”
“我住了。”
“住了八天。”老崔说，“八八六十四，你给我七十。”
“崔叔，不能这么算。”
“咋不是这么算的。”老崔把七十收进抽屉，剩下的推回去，“多的拿去吃饭。”
加代没再推。
从那以后，加代每年往崔记旅社送两趟东西。八月十五送月饼，过年送两箱酒。
老崔一回没要过别的。
“崔叔，你缺啥跟我说。”
“不缺。”老崔说，“俺这楼里天天有人进出，热闹。”
一晃四年多。
一九九四年冬天，那栋筒子楼出了事。
有个姓荣的承包人盯上了这栋楼。
荣老板三十出头，广东人，夹一个黑皮包，见人先笑。
他不找老崔。他找的是这栋楼的房主苗长顺。
苗长顺六十九，退休的老钳工，五年前搬到关外儿子那儿住。
荣老板上门的时候说的是租两间，做仓库。
苗长顺不认几个字，签了。
签完他才知道，后头那一页上写着整栋。
荣老板拿了这张纸，回头就来挤老崔。
头一件是剪线摘灯。
那天早上老崔到登记台，电话摇不出去。线从墙外被人剪了，剪完那一截挂在墙上晃。
当天晚上，走廊的灯泡少了一个。第二天又少一个。
老崔搬凳子上去换，第三天再去看，又没了。
三天之内，三层楼十八个灯泡，一个不剩。楼里的人端着蜡烛上楼，一个一个扶着墙。
“荣老板，灯的事。”
“电线老化了。”荣老板说，“你们自个儿买蜡烛啦。”
第二件是摘牌子。
那天早上老崔开门，门口那块黑漆木牌不见了。
墙上多了一块新的，白底红字：荣发公寓。
老崔从墙根底下把旧牌子捡回来，牌子上一个鞋印。他找了块布，擦了半天，抱回了屋。
第三件更狠。
那天夜里下小雨。荣老板叫了两个人，把三楼三个老住客的行李往下搬。
一个藤箱，两个蛇皮袋，一只木匣子。
小武那天正好路过，看见两个人抬着藤箱往楼下走，上去把藤箱接住了。
“放下。”
“你哪个。”
“放下。”小武把藤箱往地上一搁，挡在楼梯口。那两个人想推他，被他一肩膀顶回去，退了两级台阶。
行李还是被搬到了院子里。
天亮的时候雨还没停。藤箱泡胀了，匣子底裂了一条缝。
“荣老板，行李是人家的东西。”
“楼是我的。”荣老板说，“东西不搬，我扔街上。”
加代是腊月里才听说的，听说的时候已经过去半个月。
他当天就去了。
老崔住在楼下的杂物间。楼道的灯没了，他上楼来迎的时候，一只手扶着墙。
“崔叔。”
“你咋来了。”
“我听人说你这儿出了事。”
“出啥事。”老崔说，“换个东家，正常。”
“牌子呢。”
“摘了。”
“行李呢。”
“搬了。”
“崔叔。”加代说，“这事哥来处理。”
“你处理啥。”老崔摆手，“你做买卖去，我这破旅社值不当的。”
“值当不值当，我说了算。”
“你还记着当年那二十天？”老崔说，“那二十天是二十天，今日是今日。你现在是老板，俺一个开旅社的，别为我把你搭进去。”
“崔叔，您要是这么说，我今儿就不走了。”
“你别在这儿坐着。”老崔过来推他，“你坐着，生意就跑了。”
“崔叔。”
“走吧走吧。”老崔一直把他推到门口。
“俺跟你嫂子商量过了。”老崔说，“这旅社不开就不开了，俺俩回山东。”
“您回山东住哪儿。”
“老家有间屋。”
“您那间屋五年前您自己说的，房顶漏着。”加代说，“您回去住哪儿。”
老崔不吭声了。
“崔叔，您让我管。”
“我不让你管。”老崔说，“你要是硬管，我就当没认识过你。”
“崔叔，您这楼里十几个住客，您不管了。”
“管不了。”
“他们管不管。”
“他们一个月房钱还不够买两斤肉。”老崔说，“你让俺咋开口。”
加代站在门口，没再说话。
他回头看了一眼楼道。三级台阶上一层灰，墙上的灯座空着，露出两根线头。
加代先托了人。
托的是这条街上的老李，跟荣老板一块吃过两回饭。
第二天，老李来了表行。
“加代，话我带到了。”
“他怎么说。”
“他说合同在手。”老李说，“他还说，这楼他包到零三年，谁来了都一样。”
“他没让你带句话回来？”
“带了。”老李说，“他让你别多事。”
过了两天，加代自己去的。
荣发公寓门口坐着一个小伙子。
“荣老板在不在。”
“你系哪一个。”
“我姓加，跟他谈楼的事。”
小伙子进去了一趟，出来说不在。
“什么时候回来。”
“不晓得。”
加代在门口站了四十分钟，那扇门没再开过。
第二次去，门口换了一个老太太，说荣老板上广州了。
第三次去，登记台后头坐着荣老板本人。加代一进门，他从后头那扇门出去了。
加代站在登记台前头，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加代没再去。
他把江林叫到表行后头。
“崔记那栋楼，是哪个的。”
“问过了。”江林说，“楼是一个老钳工苗长顺的，六十九，搬到关外沙井，跟儿子住。”
“把地址给我。”
加代跑了三趟关外。
头一趟，苗长顺不在家，他儿子说他爹去海边钓鱼了。
第二趟，苗长顺在家。一听个荣字，老人摆了摆手。
“字是我签的。我不认字，我认了。”
“苗师傅，您签的是哪两间。”
“我不记得了。”
第三趟，加代带了两张纸去。一张是苗长顺签的那份，一张是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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